“最美援鄂女护士”实为志愿者，舆论为何反感她

文丨杜虎“最美援鄂女护士”于鑫慧引发的舆论风波还在持续。新京报10月16日从武汉方面获悉，于鑫慧疫情期间确实在武昌区服务过，当时的身份为医护志愿者，主要工作是监控疑似病例，“蛮勤劳，蛮认真的”。具体接受于鑫慧志愿服务的部门也证实，她从事的岗位不用进行输液等操作，如发现监控的疑似病例情况恶化，就要马上转医院治疗。从2月20日抵达武汉到4月15日离开，于鑫慧先后在两处隔离点从事志愿工作。武汉方面的消息证实，于鑫慧只是志愿者，从未在医疗行业有过职业经历。这一事实性信息的披露，让舆论氛围对她更加不利。1当舆论开始质疑于鑫慧的护士身份问题时，江苏南通卫健委10月14日给予了全盘否认：她尽管是卫校毕业，但没有护士身份，也没有在公立或民营医院工作过。武汉方面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是，尽管招募志愿者要求有医师或护士职业资格证，但最后接受于鑫慧的申请，是因为疑似病例隔离点人手紧，又无需开展专业诊疗活动。武汉接收单位的信息同时也佐证，于鑫慧在申报时被问及是不是护士时，确有含糊其辞之处：她说参加了护士资格考试，但没有考过，准备补考；至于工作经历，“她只说自己在私立医院工作。”武汉和南通的官方消息，对于我们理解围绕于鑫慧的舆论争议很有帮助，也有助于中立地评价她援鄂至今的社会形象与公开表现。我们已经知道，于鑫慧现在近乎一个“透明人”，她的就学经历、失业现状、婚史、与其他人的经济纠纷官司等都被披露出来。而这一切，都源于她10月7日高调宣布与现役军人婚讯后发生的转折。只是与她宣布婚讯的甜蜜状一同到来的，可能还有于鑫慧没有想到的“噩梦”。是不是持证护士，进一步说学历和职业水平，是第一层的质疑。在南通卫健委一锤定音之前，她还能模糊说法，在此之后，也就没有翻身的余地。由此可以反推，她在微博上暗示的复旦学生证，也可能是一种障眼法。高调宣布婚讯带来的是第二波反感，因护士身份被证伪，她以“最美援鄂护士”身份“希望嫁一个兵哥哥”的宣言也就失去了事实基础。舆论更进一步揭露出于鑫慧已结婚生子的事实，一些流出的司法文件描述了她疑似出轨的作风问题。（网传于鑫慧的离婚官司）
这意味着，于鑫慧靠援鄂经历获得的军婚，在舆论毫不留情的冲击下，从事实基础、忠诚度、不负责任的母亲形象等几个方面快速崩溃。对于鑫慧抗疫形象构成最后一击的，是她的看起来糟糕的经济状况。有网传她在援鄂期间，以感情游戏的方式同时与数名男士交往，甚至被传借过援鄂医生十万元。2上述三个层面的形象打击，描绘了于鑫慧公众形象的反面形象，与她“最美援鄂女护士”的舆论旧印象，与“江苏省最美青年抗议先锋”“南通青年五四奖章”等刻画的公众形象相去甚远，甚至是完全矛盾的。于鑫慧的个人情况已经被翻了个底朝天，不排除她对所有的社会质疑都可以提供自己的说法，但实际上她再也不敢出头发声。退一步讲，即使她出来自我澄清、自我解释，还有谁相信她？舆论从一边倒地赞美她，到强烈地反感她，不过数月而已。值得一提的是，现在恶评于鑫慧的人，与当初盛赞她的人，是大比例的重合人群。而舆论之所以讨厌于鑫慧，不外乎这几个原因：一类原因是出于事实洁癖。于鑫慧不是持牌的执业护士，而在过往的舆论传播中，她都是以“最美护士”“最美逆行者”身份出现的。再者，于鑫慧的婚史也是一个有杀伤力的缺陷，它断绝了人们对未婚未嫁的勇敢“公主”的想象。
还有一类是因为道德洁癖。这部分人受不了被媒体、政府机构颁发荣誉称号的人私德有亏。个人品行方面的问题，妨碍了拥戴者对道德模范的完美想象——随着这种幻灭一起产生的，就是对于鑫慧的恨意。假如于鑫慧没有被那些官方荣誉加身，她只是领取志愿服务每天1000元的酬劳，只怕舆论的爱恨不会这么强烈。伴随各种荣誉称号的，是对一个人道德期待的水涨船高。这里就出现了一种叫“道德绑架”的社会心理，认为被荣誉加冕的人一定具备高的道德素养，一定是道德完人，一定要表现出有道德的言行。尽管“道德洁癖”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词汇，在具体场景中或许有完全相反的意思。但是，那些人当初有多爱于鑫慧，现在就有等量的愤恨发泄给她。
第三类反感于鑫慧的，是那些冷眼旁观者。这些人从一开始就对她不感冒，对官方塑造的道德楷模更有本能地疏远，等到于鑫慧的种种尴尬事被揭穿，他们生气的点是：于鑫慧是一个投机分子，她与某种惯于推举道德模范的不良风气合流，两下相互利用，现如今事迹败露，无非是咎由自取。3在上述三大类原因汇聚的集体反感下，于鑫慧从“最美”系列中跌落，成了最丑或最恶。在这种舆论的反复下，中立地评价于鑫慧面临左右压力，确实为难。即使这样，仍想提醒的是，于鑫慧确确实实在武汉做过两个月的志愿者，而且是在2月份疫情最厉害、武汉全城局势最紧张的时候。即使她不是担任正牌护士的工作，但疑似病例隔离区的设置，是武汉整体防疫战略中不可缺的一环，是社区防范转向医院救治的中坚过渡阵地，于慧鑫在这种非常危险的场所下服务武汉市民，而且受到责任部门正面、积极的评价，这是无法抹杀的事实。不只是她，假如任何人有类似付出，都值得赞赏。
如果把这部分事实作为整体，就可以客观地衡量出后来加在她身上的赞誉、贬低有多重，是不是合适。人们不忿的是授予于鑫慧的那些荣誉称号，是明珠投暗，是所托非人，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在颁发荣誉称号这种操作上，主办单位有审核的责任和义务，如果奖状和荣誉设立了资格门槛（比如必须是持证执业的医护人员），那就需要主办机构核定，资格不符就不颁发。现在于鑫慧获得了几个荣誉，有多少是设定了资格的？又有几个主办单位仔细核查了资格？如果没有设定获奖的专业资格，那于鑫慧得奖没什么可说的；如果设立了资格，那就要怪主办方失职失察，简单地责怪于鑫慧是不是公平？迄今为止，我们没看到当初颁发荣誉给于鑫慧的有关媒体、有关单位出来解释，搞到于鑫慧反而成了靠欺骗赢得荣誉的坏人，成为那个需要背负所有责任、背负所有骂名的人，窃以为这不符合事实。于鑫慧的婚史、作风、债务，更多是个人私德范围，是她人际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完全可以走法律的途径解决。事实上，她从武汉返回后，法院判决她输了民事官司，记在信用系统里。但这与于鑫慧援助武汉，担任志愿者的经历并行不悖。
当然，于鑫慧在学历、职业经历上，确实有含糊其辞之处，而且她面对学历质疑，没有基于事实去解释，而是虚与委蛇打马虎眼。这种做法，更多是虚荣心或学历自卑感作怪，要不要据此批评她，也只能看是不是存在这么一个前提：她有没有利用虚假的身份信息获得利益？于鑫慧志愿服务武汉两个月的事实，能承载多少荣誉，其实是可以衡量的。她在被“最美”系列荣誉相中后，有身不由己的难处，加之虚荣心作祟，开始担任了超出其能力及总贡献之外的典型表演。如今，事实基础萎缩，于鑫慧为超纲表演付出了名誉的代价，人们因失望仅仅谴责她一人，是否恰当？说一千道一万，一个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是，“最美援鄂护士于鑫慧”究竟让批评者损失了什么？如果说，是损失了对道德模范的期待，那更有追问价值的，是塑造于鑫慧的那个荣誉输出机制是不是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于鑫慧利用了舆论的善意，将一桩经不起道德审查的婚姻公之于众，这些轻率、轻浮的做法也许跟她的三观是契合的，但是不是匹配公众对她的期待？只能说，她以一个复杂的个人品性投入时代的洪流中，经受了荣誉加身、遭遇了舆论翻盘，她个人自然会有教训可吸取，那社会呢？除了站在道德高地上严厉指责于鑫慧，还有觉悟三省吾身吗？
过往数月中，于鑫慧之所以成为“最美援鄂护士”，形象塑造上既有个人原因，也离不开权力因素。现在出现了事实偏差，善待而不是恶猜个人，恐怕也应该成为公共讨论的原则。毕竟，于鑫慧之所以能被推到高处，不是她一个人能做到的。现在，“最美援鄂护士”的形象下，留下了一地鸡毛的丑闻现场，于鑫慧被谴责，但只拉她出来批判一痛，也许能解一些人心头之恨，可仅仅是这样吗？总之，于鑫慧经历先褒后贬的舆论波涛，这是一个考验公众理性区分公私之别的案例和机会。一个品性有亏的人在武汉危城时真正帮助过市民，她获得荣誉是因为她的公共服务而不是她隐瞒的那些秘密。你可以反思公共服务奖的资质审查问题，当然也可以取消已颁发给于鑫慧的荣誉。但如果说，仅仅因为危险过去，这个人的私德有亏被暴露，就否认她曾经的奉献，不是捧杀就是棒杀，而缺少一个群己权界的克制与自觉，这不能说是划分个人与公权的正确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