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着童年记忆的录像带，停产了 | 壹读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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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南周知道（ID：nz_zhidao）
作者 | 王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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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世界上最后一家录像带生产商也要跟我们说再见了。
录像带是一代人的回忆，美国电影《壮志凌云》的录像带销售不到一周已突破4000万美元，几乎是这部影片整个影院放映收入的一半。
同时，录像带衍生了录像厅。在昏暗的录像厅里，或嬉笑打闹、或谈情说爱、或抽烟嗑瓜子、或因不合口味而敲打椅子大声喊着：“老板，换片”。
录像带
2016年7月，日本船井电机（FUNAI）宣布，其VHS录像带播放机生产线于月底停产。船井是世界上最后一家磁带录像机生产商，这标志着，上世纪八十年代风靡全球的录像机和录像带正式告别我们，退出历史的舞台。
火热一时的录像带
自1956年美国Ampex公司制成第一台四磁头录像机后，多种录像机相继开发成功并投入市场。1976年，日本索尼公司开始推销Betmax家用录像机，不久之后，松下公司也推出了家用视频系统（VHS）。相对于索尼的Betmax，VHS系统在录制时间及磁带大小上比索尼的更显优势，价格更低，因此更加受到当地消费者的欢迎，渐渐地，VHS成为家用录像机的标准格式。到了1988年，美国近6000万家庭几乎都拥有了一台录像机（VCR）。
世界上第一台四磁头录像机
录像机出现之初，美国的电影制片厂并不看好并保持怀疑态度，认为录像带会损害当时的影院上座率。于是，在1976年，美国音乐公司（MGA）和迪士尼提起诉讼，要求停止出售录像机，因为录像机侵犯了版权法，但最终这个案子以录像机制造商取胜而结案。有趣的是，录像机并没有损害美国影院的上座率，反而给制片厂带来了另一种挣更多钱的方式。事实上，家庭录像带拓宽了潜在的电影观众群，同时又把握住了曾因其他休闲娱乐方式的兴起而丢掉看电影习惯的人。1950年代电视的崛起以及电影院观影率的下降，让一些电影制作公司明白电视并不能取代自己，倒不如与电视握手言和，开始制作一些电视电影，其中也包括把以前的影片出售给电视台等。制片厂建立了制作和发行录像带的部门，并把录像带销售给租赁店。此外，录像带也提升了制片厂片库的价值，因为不只是上线的电影可以制成录像带，老电影也可以制成录像带再次发行。1986年，《壮志凌云》在影院放映中获得巨大成功，一年后，录像带在第一个星期内就带来了惊人的4000万美元销售收入，几乎达到了这部影片整个影院放映收入的一半。到了后期，大型电影公司一半以上的收入都来自录像带的租赁和销售。
《壮志凌云》录像带图
1982年，一部电影从影院得到的收人可达85%，而从录像带得到的收人仅占8%。到了1985年，影院的收入下降到48%，录像带则收入上升到18%。从1980年中期起，家庭娱乐在电影业中的总体经济收入中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在1985年至2002年之间，录像机成为美国家庭的标准特征之一——91%以上的家庭拥有一台或多台录像机。美国电影票房收入在2002年高达95亿美元，而从销售和租借录像带和DVD的收益却是它的两倍多，达到220亿美元。但到了1990年代中期，商店里塞满了远远超过需求的影片和DVD，录像带市场缓缓走向衰落，租赁店也开始蒙受损失。直至如今，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数字化的影像已成为日常。
藏在录像带里的香港电影
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量的录像机从外国涌入我国。风靡全球的录像机在中国却没有普及起来，主要是因为价格昂贵，而且泊来品容易坏，维修也不方便。但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电影却是以录像带的方式传入内地的。
20世纪80年代，香港电影开始进入一个长达十年的高度繁荣期，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电影创作风格等各种原因，深受内地观众喜爱的港片主要以录像厅、录像带等渠道传播到内地的大中小城市甚至县城街镇。一时之间，录像厅在各地城市遍地开花，港产武打片吸引了大批年轻人经常光顾。而录像厅也开始进入辉煌时期，并充斥在高校周边，片中的周润发、刘德华、周星驰等成为无数年轻人的偶像。
1990年《阿飞正传》演员阵容表
著名导演贾樟柯在其电影《小武》里就多次重现了街头录像厅里发出的港片的对白声，以示对那个时代的缅怀。并且在贾樟柯获得金狮奖的《山峡好人》中，让其中一角色对《英雄本色》中小马哥点着美金抽烟的著名桥段进行了赤裸裸的模仿与致敬，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港片在内陆的传播影响可见一斑。
《英雄本色》电影截图
以邵氏为主导的香港电影在1960年代中期开始，男星占据了香港的银幕。他们以阳刚、反叛、豪情和激烈的武打赢尽市场，颠覆了传统的电影文化和价值观。当全世界的娱乐片越来越注重强烈的感官刺激，邵氏也不甘落后，大拍黑帮打斗片、特务动作片和软色情片。当性和暴力成为票房灵药后，男演员继续雄霸四方，成龙、李连杰、周星驰、刘德华、梁朝伟、周润发、刘青云、梁家辉、张国荣等，均因此为大家所熟悉。
录像厅：“怪异衍生品”
录像机价格的高昂使得其在中国的家用化程度不高，加上当时政府对电视台及电影院播映内容的监管，当时民众对新兴娱乐的需求使得逐渐产生了一个“怪异衍生品”——录像厅。录像厅这类观影场所几乎都由个体私人经营，因囿于成本的投入限制，内部相关的环境装置、硬件设施及服务条件也相对杂乱、简陋、低廉。狭窄昏暗的小屋内，正前桌台上放置着一台电视机，中间空地上随意摆列着一些板凳或椅子。厅外的门口墙面悬挂或靠墙摆放着一个小黑板，上面醒目地写着电影放映的讯息，并作每日更新。内容除了影片片名之外，亦附有一些简短诱人的宣传广告。
当时录像厅风行全国
1985年，内地录像营业性放映活动遍及各地城乡，放映单位已有三万多个，放映节目两千多种，平均每个省、市、自治区有1000个以上。1990年前后，上海文化局系统下的录像厅，日均每座收入为300元以上，年收入10万元左右，全系统录像厅一年收入总共为105万元。到1990年，内地已经有了5至6万个录像厅，远远超过了同期电影院的数量。同时，据一项不完全统计表明，1989年内地正规渠道共发行录像节目700至800个，发行录像带1000多万盒，总收入10亿以上。还有消息说，1992年仅广东某地生产与批发的盗版录像带收入近3个亿。实际上，在录像厅中，海外引进版，甚至是走私与盗版的录像制品占据主导地位，是当时所有录像厅的一个普遍情况。
录像厅
一般普通录像厅不会给买票者相关的影片票据，甚至连一个像样的购票窗口都没有，买票入场者也无需对号入座。掀开录像厅门口那层厚厚的遮光帘，借助屏幕上的光亮，通过狭窄的过道，磕磕绊绊地找到一个位置。然后，他要在普通家用电视机的狭小屏幕上，或在有粗大影像颗粒，色彩暗淡的大屏幕上，观看粗糙的影像画面。
录像厅内部观影情况
在录像厅促狭拥挤的空问环境里，呈示着一派鱼龙混杂、嬉闹承欢的观影气氛。这里一般昼夜开放，因经营管制自由宽松，许多观众尤其是青年族群常常日夜沉溺其中。置身其内，观众可以自由任性地舒展自己的情绪，伸张自己的要求，或嬉笑打闹、或谈情说爱、或抽烟嗑瓜子、或因不合口味而敲打椅子大声喊着：“老板，换片”等等。如今，一切都不复存在，对于那些经历过的人来说，是满满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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