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到年终分红的钱，我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知青生活-连载36）‖ 作者：莫善贤｜诵读：阳光晓溪【第221期】

领到年终分红的钱，我
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
作者：莫善贤｜朗诵：阳光晓溪
在生产队干活，是没有工资领的，如果有特别需要，可以预支。能预支的钱很少，如果预支多了，到年终透支怎么办？生产队基本是以实物分配为主，分稻谷，分茶油，分红薯，分玉米，都是实物分配，到年终算总账。队里的会计把账弄得很神秘，社员是不知道他是怎么记账和分配的。就是我们知识青年能够看懂，他也不让我们看。到底有没有“猫腻”，谁也不知道，也从来没有人怀疑过。
我们生产队的工分值是很低的，一般年份都在五毛多十个工分。简单地说吧，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活，只能拿到五毛多的报酬。搞农业是不赚钱的，就保证了基本的生存。要多分红只有多搞副业。副业也不是你想搞就能搞的，一要抽得出劳动力，二要有资源，三要分配有木材、毛竹的收购指标。就拿毛竹收购来说吧，价格就显得怪怪的，一根同样口径的毛竹，出产的山场远一点，价格就高一点；在的山场近一点，价格就低一点。言下之意，同样一根毛竹，由于出产的地方不同，价格也不同。生产队是希望多搞副业的，但副业像一个烫手山芋，拿也不是，放也不是。副业搞大了，必然影响主业。主业的活，是一年四季没完没了的。当时，在“以粮为纲”的口号鼓动下，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声音不断传来。生产队是心有余悸的。政治指导员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菩萨，总是不折不扣地贯彻来自上级的指示。
社员当然希望多搞副业，搞副业就是搞钱啊。在粮食问题解决了之后，钱被社员看得比较重了。1973年，我辛辛苦苦地干了一年，得了近3000分工分，年中也没有什么预支。到1974年初，年终分红的时候，分到了115元现金。我兴奋不已，想着怎么使用这一年劳动换来的“巨款”。那时，社会上流行国产的上海牌手表，看着社会上有人带在手上，很是羡慕。当农民哪需要手表呢？但青年人的虚荣心、攀比心总是驱使着我。
我想买一块上海牌手表，我把生产队这一年的分红情况和我的分红所得告诉了我的外婆和父亲。我12岁就没有了母亲，外婆也只有我妈妈一个女儿，我们这些外甥，是靠外婆拉扯大的，我什么话都愿意与外婆说。外婆先是不同意我买手表，希望我把这些辛苦钱留着，以后会有用场。我父亲当时被戴上“商业资本家”的帽子，做些小生意养家糊口。我领到这115元的年终分红，也算是一笔巨款了。他没有要求把这笔钱给他，但也不同意我买手表。因为我们家实在太穷，我是到农村插队的第二年才穿上秋裤的，平时，无论春夏秋冬都是一条单裤。
1963年秋天，街道上失火，本来就一贫如洗的家就更是雪上加霜。差不多到冬天了，镇上要给灾民发衣物救济，我们这些成分不好的人，自然是列入另册的。不知道谁晓得我作文写得好，街道主任就说，你写一封感谢信，就给你一件棉衣。对于棉衣，我记忆中都还没有穿过。于是，我写下：糖甜不如蜜，棉暖不如皮，爹娘恩情重，比不上毛主席……这民歌是抄来的，不过用在这里也恰到好处。我领到救济的棉衣，我有棉衣穿了！这件棉衣我一直穿了好多年。想想，这样的家庭环境，大人能支持我买手表吗？后来，我变着法子问父亲要了10元钱，到百货大楼买了一块上海手表。当时上海手表的标准价格是120元一块，加上表链要5元，正好125元。当农民辛辛苦苦地干了一年，一年的分红，还不够买一块上海牌手表。这一年，我挣了3000多工分，出勤率也算比较高的了。这来之不易的工分，要付出多大的体力和汗水啊。这是真实的事情，就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作 者 简 介
朗 诵 简 介
阳光晓溪，毕业于浙传播音专业，《江南诗画艺术院》副院长、《红月亮诗画艺术社》、《世外桃源美文美声》文学平台朗诵主播，用文字来记录人生岁月，用声音传递生活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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