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混过的青春(教育园地/青春终将散场,那些年在大学里一起混过的兄弟(上))

那些混过的青春

这是你在别处阅读不到的原创刊:涉猎散文、文史、时政、诗词、社科等泛文化题材。分门别类,博采众长,博而有雅,不媚俗,有声音,重情趣,书卷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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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在毕业二十五周年临近之际

47岁正当壮年,心态上也并没有认为自己老,大抵因为这几年先是主动辞了宜三中的副校长而去搞一所私立学校,奋斗了两年又激流勇退,再辞去了那个校长复又回到宜三中作个寻常百姓。这其中的许多工作经历和人情世态让自己有了二十多年固守一隅中缺少的体验,于是趋于平静中有时就泛起了前尘往事的涟漪。而今年底正是宜宾学院前身宜宾师专七七届毕业生离校二十五年,大江边古镇旁三年的大学生活也就时时浮现。

1977年恢复高考是件大事。中断十年,一朝开禁,在广大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充满了物质和精神饥渴的“知青”千千万万,“厚积薄发”的,既有压抑已久的求知渴望,更有十年堆积的求学大军。

正如国家一当进入战争,生产就会转入军需机制,这时的整个社会也出现了本能的应急状态:“罢课闹革命”中受调皮学生嘲笑的知名老师突然由原来成天灰不溜秋的窝囊境遇中改变,将若干年中未能展示的本领几个月内展示个畅快,而且轮番讲课的唇干舌燥中脸上竟焕发出从未有过的精神;常规课堂无法接纳历届的学生,集会的礼堂通常就成了大课堂的首选,而且虽无任何考勤及纪律要求,大课堂却总是济济一堂,秩序井然;每个家庭的父母都尽可能地为应考的子女腾出一个桌面,将千方百计找来的几本教科书和不多的练习题放在上面,还算计着家底和考试的时日安排着有别于往日的伙食……欲望、热情的能量总是不可低估的,尤其牵涉到社会的相当层面,其力量足可以排山倒海。

我是在高县这个偏僻小城生活和应考的。先前按照惯例是依据下乡的年限、工分、表现当然也不排除父母的关系来推荐读大学。我高76级毕业,“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决心书也许还斑驳地留在那所全地区内与叙府联中(宜一中)、省三中(江安中学)鼎足而三的川南中学(高县中学)的墙上,自然并没有任何应考的心理。到了政策出台,包括应届毕业生都可以参考,作过县教育局领导的家父的想法自然明白无误,所以也想抱一下佛脚。当时在乡下已作了快一期的民办教师,向被树作全县农村学大寨先进的大队支书请假,对方态度斩钉截铁:“就算不当民办老师,你也是人民公社社员。现在不能同意你离开!”“现在”一直拖到高考前两周左右时间,我终于返回县城,全力备战。

在农村也找了些书自己复习,很茫然于考试目标和复习内容,也就并不过分感到紧张。回到城里,在街巷中行走,入耳的都是有关考试的议论,这种气氛叫人懈怠不来。12月初是19岁生日,离高考已不足一月时间。当时读了些古诗,又正是青春期过分敏感外加无所顾忌的时期,生日时写了首诗给同样准备参考的一个挚友:“相逢城中少相叙,满城尽是读书声。为遂一代儿郎志,深夜犹有伏案灯。系岸扁舟皆逆水,行船更须用力撑。临别祝君君祝我,冰雪岭前看新春。”——朋友比我略小,是应届学生特许可以参考的尖子,所以把刚毕业的自己和他称为“行船”,而把那些高中毕业多年者比作原已系于岸边的扁舟。“满城尽是读书声”实实在在是全社会应考的氛围的状写,这应该预示了国家突破“文革”十年停滞、倒退的转机!

“冰雪岭前看新春”的祝愿抑或是自信,很快便有了应验。
当公社托人通知我是全公社唯一回县城参加高校体检知青的消息到了生产队,多少有一点小小的轰动。我第一次听到“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的古语从一位受了说书文化影响的农民口中川剧腔一般地说出,感到特别受用。地主出身、一向被压抑着的廖氏两兄弟在那个清冷的早晨陪我翻过玉峰山到临近的筠连县城乘车返家。
参加体检的人按通知集中在县文化馆听体检安排。参加体检的人并不多,而我认识的人也不多。同年级中看到了汤天伟,而我那位挚友也在其中。注意事项已不记得了,特别的是我和另一位考生被单独叫起,因为报考了美术专业(我填了江苏老家的苏州丝绸工业学校设计专业志愿),第二天还得加试。

当姐姐拿着入学通知书赶到我下乡的地方,首先提醒我的是:你认真考虑是去还是不去——这大概是她要特意亲自前来的意图。录取学校是“宜宾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内容中倒并没有提到要带扁担、锄头入学。许是现实的农村山清水秀中物质和精神的匮乏给一个青年的压力大于对未来前途不一定理想的可能,我的选择是进大学,即使是“共大”。而我那位挚友因未毕业,是在半年后考入了川大哲学系。

于是在1978年2月底打着铺盖卷、提着木箱,和姐姐高中的同学、我现在的同学赵建华、张磊一齐到“共大”报到了。


“共大”又常常被称为“李庄共大”,是将校址与校名连起来称谓,并非因为李庄如现在这般富于文化气息。就是当时学中文的我们,对抗战大后方的李庄曾经栖居了中央研究院、同济大学,荟萃了傅斯年、梁思成等大批名流也知之甚少;民众误将学者讲授解剖用的骨骼视为“中央研究院吃人”而莫名骚动和学者们戏谑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梁上君子?林中美人”的趣闻,也是后来才得闻。而在电视台工作的刘瑞祥最近拍出的杰作《中国李庄?1940—1946》则更将一个文化工作者对历史的追踪与思考用音像来了个全扫描。坐车到宜宾,如当年郭沫若出川从合江门乘舟而下,到了李庄再转学校专门派来的小船抵校,不过就是百里地,舟车劳顿却要花上一整天。

校园还算宽。这种“宽”,一是占地200多亩,在宜宾任何一所学校都不及;二是没有围墙,自然也就不知边界,无形中也就觉着宽敞;三是建筑物尚不多,其余都是江岸和农作物,地形开阔,视野无碍。

不多的建筑物居然就“开门办学”起来,其实学生并不多,原先作为川师办学点的几十个“工农兵学员”还未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我们这届新生中文一个班、数学2个班也仅100多人。几乎全部经历过农村生活的学生们对住宿等条件没有多少挑剔,我们中文班41个学生在靠近一个猪圈的一溜平房的三间宿舍里就安顿完了。

那时的学生不仅物质方面不多挑剔,而且吃苦精神远非今天的多数学生可比。进校之初,办学模式还真保留着“共大”的痕迹,建校劳动很自然地进入到学习安排。后来建足球场的一大片平地,原来满是油菜籽,收获的季节同学们都去了,基本是肩挑背扛当搬运,至于一所学校收油菜籽作了什么,全不曾去想。还有为了蓄水自供,进校不久安排了修“共大塘”,场面热火朝天。后来我的同事、现在宜四中的校长阮明,筑塘时砸碾的口令就喊得煞有介事,铿锵有力,在初入学大家都不太熟悉的情况下一举成名。虽然未至于如当今一夜窜红的歌星,但当时的同学、现在的夫人是否因了阮明这次的出名而心向往之促成一段良缘,不敢妄猜。

物质生活不挑剔并不等同于对物质生活不珍惜、不追求。食堂就餐要排队,一溜几个窗口自是由几位厨工掌勺。对厨工盛菜的特点,渐渐大家就观察到了差别。其中一位男厨工从大盆舀起菜来,习惯性地要抖几抖才送进购买者的碗中。内向者看到快到口的一两片肉在那几抖中掸落回了大盆,一顿饭吃完了都老觉着可惜;有几个心直口快者忍不住就会叫道:“不要发鸡爪疯!”而更多的人就干脆选个窗口避开这位手抖的厨工。另有一次晚饭,食堂提供的回锅肉似乎有异味。同室的陈跃卿认为没有,刘志强坚称有,我乐得观赏龙虎斗,于是鼓动他们赌一赌。在我的促成下,刘君慨然拿出菜票,陈君毅然买回两份回锅肉,不多功夫就在我的监督下送入胃中。吃肉叫“打牙祭”年代的两份肉的菜票瞬间灰飞烟灭,刘君唯有讪讪,陈君则抹一把油嘴,面色洋洋。孰知当晚陈君一夜悉悉簌簌,跑了几趟厕所。待天色放亮,陈君在众人追问中“招了”,刘君于是反败为胜。由于吃而让同学们现在自己想起来有趣、别人听起来吃惊的,还有竞吃比赛,自以为能吃的捉对厮杀。最后是被称为大哥的余正由以14个馒头外加一大钵汤夺冠。
物质贫乏的条件,并未影响同学们的求学热情;在校乃至进校前的劳动经历也似乎成为这批人的财富。在素质教育、吃苦教育、挫折教育、研究性学习成为极力倡导的教育模式的今天,我们成长过程中的很多东西通过反思、升华,倒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借鉴。

(未完待续)

       作    者      名     片

沈乃炜,1958年12月生,籍贯江苏盐城,出生地四川宜宾。77届汉语言文学专业,数十载中学教学与管理。笔耕非勤,率性而为;素无鸿篇,亦少发表。案牍公文,工作之需;小诗小品,个人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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