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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日常生活中各种器皿的唐代壁画墓很多，能清楚断定绘有金银器皿的首推1990年发表的位于陕西富平县吕村乡双宝村的唐代房陵大长公主慕壁画【1】，这座墓壁画中出现的壶、高足杯、盘等完整准确地再现出当时金银器的形制、用途和使用方法。下面以此墓为线索，参照其他墓葬进行探讨。
房陵大长公主墓是一座双室砖墓，并带有墓道、过洞、天井、小龛和甬道。双室砖墓在唐代，特别是8世纪中叶以前的葬仪中，只有最高等级的人才能享用【2】。房陵大长公主是唐高祖李渊的女儿，咸亨四年（673）55岁时薨于九成宫，同年陪葬于唐高祖李渊献陵。她死时的身分为皇姑，“皇姑为大长公主，正一品”【3】，使用双室砖墓，并用石椁为葬具符合她的身分。壁画绘在天井、甬道和墓室内，现残存27幅，均为姿态各异、相对独立出现的侍女图。报告发表的图版中，有6幅侍女画的侍女手持各种器皿：前室东壁南侧侍女，左手齐肩举一件多曲盘，右手提带柄长颈壶；前室西壁侍女两手捧四足大盘；前室北侧侍女两手捧五足圆盘；后室东壁侍女双手捧盈顶盖盒；后室北壁侍女，左手举高足杯，右手提带柄长颈壶；后室东壁侍女双手捧多曲长盘。
目前已知的唐代双室墓，后室都是墓葬的主室，放置棺椁，前室放置日常生活用品，象征被葬者的起居之所。墓室所绘壁画的内容都与被葬者生前的日常活动有关。房陵大长公主墓亦不例外。区别是在同样身分等级、时代相近的墓中，其他墓的壁画突出仪仗队伍，并有浓厚的军事气氛，而房陵大长公主墓壁画主要反映的是家内生活，这或许与她本人女性身分有关。该墓的前、后室壁画所绘的侍女，虽然各自独立，但如果按她们在墓室内分布的位置，可看出其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出带有连贯性、又各负其责的贵族家庭生活图景即供奉主人进餐的连续场面。天井和甬道的侍女，双手交置于胸前，作贮立迎候状。前、后室西半部侍女所持器皿中有的放置各种水果，似在送物前、后室东半部侍女所持器皿中多空无一物，似将用完的器皿撤回，两边的人物均作行走状，表情严肃认真。后室的侍女贴近于主人，她们的姿态动作更为虔诚谨慎，东壁的两个侍女1人执盒、1人托盘，面目小心冀翼，而北壁的侍女应是直接伺候主人的侍者，面带微笑，右手提瓶，左手举杯，向左面前趋作进酒状。所有的人物的位置、面向、姿态是从南面开始，由西往东排列，恰如许多侍者伺候贵族主人进餐时的流水线，共同组成了一个贵族日常生活的生动场景。
这一贵族进餐的情景中，侍女手中所持器皿包括：五足圆盘、四环足多曲盘、带柄长颈壶、多曲长杯、盝顶盖盒、高足杯等种器皿。壁画中侍女身高多在1.5米左右，与真人的高度相近，手中端执的器物大致是实际生活使用的器皿的尺寸。因此，这些器皿便可与考古发现的实物进行比较。
目前，仅西安地区就已发掘3000多座唐墓，加上遗址、窖藏等，共出土了大量器物，这些遗物的数目无法统计，器皿类大多为陶瓷器，种类繁多。然而，已出土的大量的陶瓷器皿与壁画描绘的器物形制相同的并不多。因此，不得不考虑这里描绘的器皿在当时生活中原形是什么，是根据什么质料的物品来描绘的。在全面整理研究唐代金银器的过程中，恰好发现了许多与壁画中器物相似的作品。
房陵大长公主墓的壁画中，有3幅手中持盘的侍女，分见在前室东壁、前室西壁【4】。与之相似的唐代银盘发现甚多。《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收录银盘31件，带足者件，多数是三足，少数为四足保存完好的都是卷曲式的足。“前室东壁北侧托盘侍女图” 的盘带五个卷曲的足，与河北宽城出土的银盘、日本奈良正仓收藏的2件唐代银盘、内蒙古昭盟喀喇沁旗出土的3件银盘、西安东北郊又府庄出土的银盘属同类器物【5】。“前室东壁北侧托盘侍女图” 的盘身为多曲形，带四个环状足。带环状足的银盘尚未发现，陶瓷器中有相似者，不排除是陶瓷器的可能，但盘身为多曲却常见于银盘上。
多足曲式银盘
唐代的带柄长颈壶，常常被称之为“ 胡瓶” 。其特征是鸭嘴式的口，长颈，椭圆形腹，圈足。这种器物出现在房陵大长公主墓的前室东壁南侧、后室北壁所画的侍女手中，形制完全相同。唐李贤墓【6】、李震墓、李凤墓壁画也出现这种器物【7】。银器中的同类者, 如河北宽城出土的银壶【8】，内蒙李家营子出土的银瓶【9】。唐代陶瓷、三彩器也有许多“胡瓶”，一般认为是仿金银器的造型。
带柄长颈壶
多曲长杯是唐代的一种形制特殊器皿。杯的平面呈多曲椭圆形，杯体因分曲而形成外凹内凸的棱线。房陵大长公主墓“前室东壁托盘提壶男装侍女图” 、“后室东壁中央执盘侍女图” 绘有这种器皿，同样的器皿还出现在唐永泰公主墓前室西壁南数第3人手中【10】。唐李寿墓石椁线刻、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壁画中也表现了人物手执多曲长杯的形象【11】。多曲长杯在陶瓷器中很少见到，银器中却有很多实例。房陵大长公主墓壁画的中这种“盘” 较小，与前其他侍女用双手捧着的盘不同，“前室东壁托盘提壶男装侍女图”的侍女仅用一只手承托，应是唐代金银器中的多曲长杯，曾见于日本白鹤美术馆、美国旧金山美术馆收藏的唐代器皿中【12】。其形制与壁画中的长杯基本一致。
多曲长杯
高足杯，上部是杯体，下为高足。这是唐代金银器中常见的器形，特别是在银器中，现知的银高足杯已达30余件【13】。房陵大长公主墓的“前甬道西壁执杯男装侍女图” 和“后室北壁西侧执杯提壶侍女图” 手持的高足杯【14】与西安南郊何家村【15】和西安东南沙坡村【16】出土的银高足杯形制完全相同。唐李寿墓石撑线刻侍女图也有手执高足杯的，也当表现的是金银器【17】。
高足杯
盝顶盖盒，器身方形，盒盖盝顶，盖与盒身有子母口套接。出现于房陵大长公主墓的“后室东壁南侧捧盒侍女图” 中【18】。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方形盝顶银盒件。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盛装佛骨舍利的金、银盒1件【19】。这种形制的盒在其他质料的器皿中少见【20】。
盝顶盖盒
上述几类器皿在唐代主要见于金银器中。玻璃器中虽然也有高足杯、多曲长杯等，但比金银器少得多。壁画由于色彩的缘故，可以表现玻璃透明的效果，唐代画家的艺术造诣和表现手段，完全能把玻璃等制品的质地通过绘画反映出来【21】。而这些器物从质感上观察，应属金银器。五足圆盘等形体较大，而且从画面上看是由侍女手执器足使用，很难想象是玻璃这种容易破碎器皿，已知的中外玻璃器也尚未见到这样形制的盘。因此它们更可能是金银器而非玻璃器。至于陶瓷器中出现的少量同类器物，并非是唐代陶瓷器主要流行的器类，它们应是仿金银器的作品。壁画中其他如唾壶、瓶、碗、盘等，与金银器的造型也基本一致，由于这些器物在陶瓷中常见，虽然不能肯定为金银器, 但原形取自金银器的可能性仍然很大。
珍贵的金银器皿在唐代为高级贵族使用的物品，作为描绘日常生活图景的壁画，它们出现在唐高祖李渊之女房陵大长公主、章怀太子李贤、永泰公主李仙蕙、梓州刺史李震、虢王李凤墓中与他们的身份地位相符合。唐代文献中有大量关于贵族使用金银器皿的记载。如唐初长孙无忌反对高宗欲立昭仪武氏为皇后，高宗曾“密遣使赐无忌金银宝器各一车” ，以悦其意，进行拉拢【22】。唐玄宗李隆基诛灭太平公主后论功行赏，“赐功臣金银器各一床”【23】等等。这些记载都表明唐代皇室及某些大臣拥有大量的金银器皿。《旧唐书·吐蕃传》中还记述了某些具体器物，如开元十七年（729）吐蕃向李唐王朝进献“ 金胡瓶一、金盘一、金碗一、马脑杯一” 等【24】。太和元年（827），淮南节度使王播入朝，“进大小银碗三千四百枚”【25】。这些文献中出现的器物名称，多能与高官贵族墓壁画中的器物相对应。
唐代金银中仅容器就已发现近千件，通过器物形制、纹样、制作技术的分析，高足杯、多曲长杯、带柄长颈壶等均属唐代世纪中叶以前。唐墓壁画中金银器皿的样式，无疑取材于当时社会上已有的器物，由于考古发掘的唐代前期的金银器皿多无纪年，这些壁画上描绘的金银器皿遂成为唐代金银器皿断代的重要依据。墓葬壁画上见到的盘、带柄长颈壶、多曲长杯、高足杯等器皿，进一步证实了这些器类及其形制特征，都是唐代世纪中叶以前流行的器物。
中国金银器生产尽管历史悠久, 但直到唐代才突然兴盛起来，考古发掘的唐代遗物数量、种类和质量远远超过以前各代。金银器皿作为唐代手工业最高成就的体现物之一，其兴盛与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紧密相连。唐代金银矿广泛开采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帝王赏赐臣下、官吏买官邀宠、贵族追求享乐的需要，又促进了金银器物的大量制作。除此之外，唐代“丝绸之路” 的空前繁荣，沟通了与中亚、西亚地区更紧密的联系，使西方金银器物通过朝贡、贩运等方式输人中国，而西方悠久的金银工艺制作技术和器物形制、纹样风格对唐代的这一新兴的手工业门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唐代前期的许多作品中，不仅尚有许多西方国家和地区的金银器物的造型和纹样特征，有的就是舶来品。
墓葬壁画中表现的器物的真实程度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无法准确反映出它们的产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器皿与西方器物有密切的关系。俄罗斯埃尔米塔什博物馆藏粟特卷草纹带足银盘与房陵大长公主墓前室北侧侍女手中所持的1件带卷曲足的盘造型相似【26】；前室东壁南侧侍女左手上的多曲长杯和永泰公主墓前室同壁侍女手上的多曲长杯，在俄罗斯、波兰、伊朗及日本收藏的波斯萨珊银器中经常见到【27】；房陵大长公主墓、李贤墓、李震墓、李凤墓壁画中所画的带把长颈壶, 中国曾在河北宽城、内蒙李家营子出土中亚粟特的输人品【28】，也是萨珊、粟特银器中流行的器类。房陵大长公主墓壁画侍女所持的高足杯，与主要流行于拜占庭地区的器物接近【29】。上述比较的外国器物，均无纪年依据，被判定为7、8世纪的作品。唐代纪年壁画墓上的同类器皿，其现实生活中的原形，无论是输人的、或是仿制的，对于西方银器年代的研究也是珍贵的参照物。
唐墓壁画中出现的带有浓厚的中亚、西亚银器特征器物是不足为奇的。李震卒于显庆五年（660）、房陵长大公主卒于唐高宗咸亨四年（673）、李凤卒于上元二年（674）、章怀太子李贤和永泰公主李仙慈葬于神龙二年（706），其时代均为8世纪中叶以前。唐朝初年，击败了西部势力最大的突厥人，从贞观四年（630）起，先后统治了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还在更西的中亚锡尔河、阿姆河流域控制了康国（康居都督府）、安国（安西州）、石国（大宛都督府）、米国（南谧州）、何国（贵霜州）、史国（怯沙州）、拔汗那国（休循州）、吐火罗国（月氏都督府）等粟特昭武九姓诸国。至于粟特西南的波斯萨珊国，素与中国往来密切，后屡次与大食国交战皆败，遣使向唐朝求救。咸亨年间, 波斯王卑路斯甚至逃往长安【30】。西部的拜占庭所在地区, 早在西罗马时期就通过海路、陆路与中国有了直接和间接的往来【31】。如此背景下，西方的金银器通过朝贡、掠夺、贸易等传人中国是极其自然的。而这些器物出现在墓葬壁画和石刻中, 更表明了唐代社会的开放性，西方输人的金银器皿已成为高官贵族日常生活中的用具。
【1】安峥地《唐房陵大长公主墓清理简报》，《文博》1990年第1期。
【2】齐东方《略论西安地区唐代的双室墓》，《考古》1990年第9期。
【3】《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1188页，中华书局，1986年。
【4】陕西历史博物馆《唐墓璧画集锦》图51、52、53，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发掘报告与《唐墓壁画集锦》所述位置不同，发掘报告中的“前室东壁南侧宫女” 为《唐墓壁画集锦》中的“ 前室东壁
托盘提壶男装侍女图” ；发掘报告中的“前室西壁官女”为《唐墓壁画集锦》中的“ 前室东壁北侧托盘侍女图”；发掘报告中的“前室北侧宫女” 为《唐墓壁画集锦》中的“ 前室东壁北侧托盘侍女图” 。
【5】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图》图174、181、186，三秦出版社，1989年。
【6】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李贤墓壁画》图37，文物出版社，1974年；陕西历史博物馆《唐墓壁画集锦》112页128图，陕西人民美术出版杜，1991年。
【7】陕西历史博物馆《唐墓壁画集锦》41页25图、72页73图，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8】宽城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北宽城出土两件唐代银器》，《考古》1985年第9期。宽城出土银壶无柄，但腹和口部残留着原来安柄的痕迹。
【9】敖汉旗文化馆《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金银器》，《考古》1978年2期。
【10】《唐永泰公主墓壁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
【11】孙机《唐·李寿墓石椁线刻侍女图、乐舞图散记》，《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12】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图84、83，三秦出版社，1989年。
【13】齐东方《唐代银高足杯研究》，北京大学考古系《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14】陕西历史博物馆《唐墓壁画集锦》57页48图、65页64图，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15】陕西省博物馆等《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
【16】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市东南郊沙坡村出七一
批唐代银器》，《文物》1964年第6期。
【17】孙机《唐·李寿墓石椁线刻侍女图、乐舞图散记》，《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18】陕西历史博物馆《唐墓壁画集锦》63页59图，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19】陕西省博物馆等《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
【20】法门寺考古队《法门寺地宫珍宝》，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
【21】安家瑶《莫高窟壁画上的玻璃器皿》，《敦煌吐会番文
献研究论集》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63年。
【22】《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中华书局，1975年。
【23】《旧唐书》卷一〇六《王琚传》。
【24】《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
【25】《旧唐书》卷一六四《王播传》。
【26】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图录。
【27】深井晋司《镀金制八曲长杯》，《ペルシア古美术研究·ガテス器·金属器》，吉川弘文馆刊行，昭和四十二年（1967）；齐东方、张静《萨珊式金银多曲长杯在中国演变》，《考古》1998年第6期。
【28】齐东方《李家营子出土的粟特银器与丝绸之路》，《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29】齐东方、张静《唐代金银器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1992年第2期。
【30】 《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
【31】齐思和《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
刊《文博》199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