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辐射服评测2017年7月3日于晋城
景观的生产与消费
——我所理解的“全域旅游”
赵勇
非常感谢这次高峰论坛主办方以及我的老同学段文昌先生对我的邀请。关于“全域旅游与职业教育”，我完全是一个外行，所以当文昌兄邀我参加这一论坛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觉得不合适。但他后来又反复相劝，让我有了一种不答应以后就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感觉。于是我今天只好勉为其难地站在这里，谈一个外行人的看法。
我是研究文学的，所以这个话题我想先从文学谈起。
赵树理是我们家乡的著名作家，他的作品想必大家都或多或少读过一些。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当赵树理成为一个代表着写作“方向”的作家后，他的作品每写出一篇，总能引来一片叫好声。但是当时已经封笔不写的另一个著名作家沈从文却看出了赵树理写作的问题。五十年代初，他在一封信中谈论一番赵树理之后接着预测未来的“农民文学”，说：“由此可以理解到一个问题，即另一时真正农民文学的兴起，可能和小资产阶级文学有个基本不同，即只有故事，绝无风景背景的动人描写。因为自然景物的爱好，实在不是农民情感。也不是工人情感，而是小资情感。将来的新兴农民小说，可能只写故事，不写背景。”（1951年12月26日致沈龙朱、沈虎雏）
不得不说，沈从文对赵树理小说的这一评判和预测是非常精准的。大家知道，赵树理写小说很善于讲故事，很擅长塑造人物，也很热衷于给人物起外号——比如，我们一想到三仙姑、二诸葛、小腿疼、吃不饱、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等等外号，他笔下的人物立刻就活灵活现地站在我们面前了。但是，赵树理的小说也有一个重大缺陷，这个缺陷就是沈从文所谓的只写故事，不写风景背景。我曾经琢磨过一阵子赵树理，也非常理解赵树理之所以不写风景背景的用意。但是今天看来，赵树理如此写作所带来的一个后遗症是，假如我们把赵树理当作一个文化符号用于家乡的旅游业，我们就会突然发现，他的作品虽然可以让我们联想到他笔下的人物、故事，甚至某些民风民俗，却没办法与沁水、晋城、晋东南的风景形成某种关联。《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中没有风景，《灵泉洞》里有一点点风景。相反，假如我们读过沈从文的《湘行书简》《湘行散记》《从文自传》和《边城》等作品，就会发现他笔下的人物、故事与风景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我们读他的小说，不仅是在读翠翠、三三、萧萧们的故事，也是在欣赏他笔下凄美的湘西风景和风情。他在《从文自传》中如此写过自己的家乡：
地方东南四十里接近大河，一道河流肥沃了平衍的两岸，多米，多橘柚。西北二十里后，即已渐入高原，近抵苗乡，万山重叠，大小重叠的山中，大杉树以长年深绿逼人的颜色，蔓延各处。一道小河从高山绝涧中流出，汇集了万山细流，沿了两岸有杉树林的河沟奔驶而过，农民各就河边编缚竹子做成水车，引河中流水，灌溉高处的山田。河水常年清澈，其中多鳜鱼、鲫鱼、鲤鱼，大的比人脚板还大。河岸上那些人家里，常常可以见到白脸长身见人善作媚笑的女子。小河水流环绕“镇筸”北城下驶，到一百七十里后方汇入辰河，直抵洞庭。（《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245－246页）
这样的景物描写在沈从文的作品里比比皆是，因此有人说：“凤凰城的苗家话语是因了沈从文的存在，才变得缠绵了一些；凤凰城的沱江水因了沈从文的存在，才变得缓冲了一些；凤凰城的石板路因了沈从文的存在，才变得弹性了一些。”（孙立峰：《沈从文的凤凰城》）十多年前我特意去参观凤凰城，就是因为沈从文。我相信，许多人去凤凰旅游，也必定是想去看看沈从文笔下的吊脚楼、石板路和青山绿水的。
凤凰城的石板路因了沈从文的存在，才变得弹性了一些
但遗憾的是，赵树理因为他的特殊写作风格，似乎无法像沈从文一样有这么大的号召力。或者也可以说，晋城这里虽然并不缺少北方的风景，但赵树理却没有通过他的作品“发现”风景或“生产”出风景。
我从这一文学现象谈起，是想说明在晋城开展全域旅游的难度。就我对旅游的有限认知，凡是人们喜欢去的地方，不外乎具备这么几个条件：一、那里是名山大川，有丰富的自然景观（比如新疆西藏，泰山黄山）；二、那里是多朝古都，有着丰富的人文景观（如北京，西安）；三、那里经过文人墨客的书写而名扬天下（比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凤凰）；四、那里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而闻名于世（比如所谓的“红色旅游”，像井冈山，延安这些地方）；五、那里经过重新制作而形成了某种人造景观（如张艺谋的“印象系列”：印象·刘三姐、印象·丽江、印象·西湖、印象·海南岛、印象·大红袍等等）。如果拿这些条件来衡量晋城，我们会发现它的旅游资源并非得天独厚。我知道陵川那里有王莽岭，阳城那里有蟒河，晋城去阳城的路上有皇城相府，我家乡的门口也建起了丹河湿地公园，但无论是自然景观、人文景观还是人造景观，虽然在本地名气不小，但它还无法与全国各地的风景名胜古迹相提并论。
皇城相府
那么，在这样一种不太有利的情况下，晋城如何搞好自己的全域旅游呢？我想起几年前读过的一本书：英国社会学学者贝拉·迪克斯的《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Cultureon Display: The Production of Contemporary Visitability，冯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这本书从“文化是一个可以观赏的去处”（前言）谈起，设七章内容，分别以“展示的文化”，“从旅馆窗户中看到的风景”，“被展示的城市”，“将文化与自然主题化”，“遗产社会”，“走出陈列室”，“虚拟空间中的目的地”为标题，谈论了她对相关问题的看法。书中有大量欧美发达国家如何做旅游文化的例子，很值得一读。在我看来，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发在于，任何一个地方的文化都是可以展示的，但如何展示却很有讲究。要想使你的文化具有观赏效果，你就必须把这种文化的“可参观性”生产出来。如何生产这种“可参观性”呢？必须让你的景观具有地方特色，让景观“说话”，变成一个“会说话的环境”（talking environments）。
我以我两个家门口的两个公园为例加以简单说明，一个是北京家门口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一个是晋城老家水北村家门口的丹河湿地公园。
2005年我搬家至新房子住时，奥森公园也正好破土动工。当时那里是一片荒郊野地，但因为2008年的奥运会，在三年时间内，这个占地680公顷，以北五环为界分成南北两个园的公园就建成了。因此我是亲眼见证了这个公园被生产出来的全过程，因为从我家窗户望出去就是南园，那几年里，我是看着它一天天地发生着变化。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如今，这个公园被生产出来的景点有：露天剧场（位于南入口的北部，背靠奥海仰山，是城市中轴线陆地的终结点。面积约4万平方米，可容纳2万人同时观看演出，主要由舞台广场、媒体区、观演区和地下建筑组成，配合喷泉水景和山水舞台，形成户外演出场所）、奥海（位于公园的南入口北侧，南岸有露天演艺广场，与奥林匹克景观大道连为一体，面积约4万平米，可同时容纳2万名观众。演艺广场的看台设计是通过地形由南向北的缓坡来完成的。）仰山（坐落在北京市中轴线上，主峰高48米。森林公园的主山取名“仰山”，不仅使得“仰山”这一当地传统地名得以保留，更与“景山”名称呼应，暗合了《诗经》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诗句，并联合构成“景仰”一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对称、平衡、和谐的意蕴）、天境（“天境”位于森林公园的“仰山”峰顶，在“天境”上有一块高5.7米、重63吨的特意从泰山运至北京的的景观石，周围29棵油松寓意第29届奥运会。）湿地（人造湿地在芦苇、香蒲、球穗莎草、菖蒲和美人蕉林尽头，下桥走500米可到达水下沉廊，水下沉廊修建在水下。廊道四周是玻璃扶手，透过玻璃可以看到水下景色。）、大树园（北园“大树园”是香港人士李小雪女士无偿捐赠给朝阳区政府的，大树园占地1200亩，水面10万平方米。截至2010年，园内有紫薇、白蜡、枫杨、白玉兰、银杏等176种树，近3万余株。其中一些大树是来自三峡库区的“移民”。）、奥林匹克宣言广场（奥林匹克宣言广场外形呈五个同心圆，自中心部位一个2.9米见方的正方形铜地板，波状扩展，象征北京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后奥运精神的承继和接力传播）等。
仰山
除此之外，因为这是一个主题公园，所以从2010年起，有63尊反映体育和运动的精品雕塑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落户。“和平柱”、“同一个梦想”和“探求勇气——入中国之道”三件大型雕塑，与园内已有的比利时巨型雕塑“运动员之路”共同构成了奥运雕塑园的核心区域。其余精品雕塑分散安放在整个园区内，与公园原有的13座奥运雕塑共同营造出奥运文化氛围。同时，由于公园周边就就是鸟巢、水立方等场馆，因此它建成后就成了北京旅游的一个新景点。2013年，公园被国家旅游局正式授予“国家5A级旅游景区”称号（以上参考百度资料）。
运动员之路
按照迪克斯的说法，这个公园应该体现的是最先进的设计理念，也把自然与文化最大限度地主题化了。除此之外，公园的景观、雕塑、周边的建筑、从早到晚健身的人们，似乎都在让这个公园讲述着体育运动和奥林匹克的故事，它也变成了一个“会说话的环境”。这是一个把公园主题化的成功案例。
我再谈谈我对丹河湿地公园的认识与理解。我的老家以前叫晋城县水东公社水北大队，如今叫做泽州县金村镇水北村。丹河湿地公园也在我老家的家门口，从2008年开始启动丹河人工湿地工程开始，我每年回老家一两次，也是看着它一点一点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之所以会有这个工程，是因为随着晋城市煤化工行业的快速发展，大量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排入丹河，致使丹河流域水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因此这个工程首先是一个污水处理工程，它采用垂直流人工湿地，通过布设1.5M不同规格碎石填层，表面层种植芦苇、香蒲、花叶、水葱等十多种植物净化水质，再通过层内微生物吸收净化水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和生态工程，丹河湿地是晋城市政府为当地老百姓做的一件大好事，功德无量；而它成为一个公园后，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当地人们观光、游览、休闲的一个去处。
丹河湿地公园
但是作为一个主题公园，就我目前看到的样子（我又有半年没看到过它了），我还是觉得不够完美。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风景都与湿地工程有关，所有的介绍也都是聚焦于这一工程，这固然是必要的，但同时我们也知道，丹河是晋城的母亲河，这条河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比如，关于丹河的来历，历史传说之一是战国时期的长平之战，有所谓的白起坑赵，血染丹河之说（白起杀死赵国降卒四十万，鲜血染红了河水，故名丹河），这个公园该如何讲述这个历史故事？
如果往近处看，四、五十年前，丹河还没被污染，完全不是后来这个样子。我记得我小时候，丹河从我们村前流过，夏天河水暴涨，洪流滔滔；春秋时分，它又瘦成浅浅的溪流，踩着搭石便能移步对岸（紧走搭石慢过桥）；冬天，河水结冰，我们制作冰车，在上面划冰玩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时代，所以我们村的东边也修建了一条拦河大坝，在旁边打通了一处河道。河水原来在水北、水西和水东之间绕成了一个S形，河道开通之后，它不再经过我们村，而是走打通的河道，直接流过去了。我小时候从水北到水东，两三里的路程，要过三次河。河滩上有树、有草、有农作物，那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生态环境。像这种历史如何讲述？
河道开通之后（摄于1989）
因此，在我看来，这条河，这条河两边的风景，是只有“今生”没有“前世”的。也就是说，我们虽然造出了一些风景，却是没有历史感的风景，取消了景深范围的风景，处在沉默状态还没让它“说话”的风景。这样的风景虽然表面光华靓丽，但实际上背后还隐藏着一些问题。
由此我想到了迪克斯的一个说法。她指出：在今天，“一车日本游客被领到预先挑选的景点旁，在人行道上拍拍照，然后又爬上车，这已是陈年往事，已经不能反映当代旅游的现实要求了。游客真正要的似乎是亲身参与‘文化交往’，而不是单独地注视景点。”“游客今天不再参观石头纪念碑或空荡荡的宫殿所代表的‘死’文化，而是寻求人以及他们的多彩习俗所代表的‘活’文化。因此文化成了旅游业的核心，旅游业也成了文化的核心。”（第46－47页）在这里，文化、活文化、文化交往显然是关键词。那么我们在发展全域旅游的时候，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是：晋城有丹河，丹河文化的特点是什么，我们怎样把这种文化特色体现出来。晋城还有许多煤矿，我们是否形成了一种煤矿文化，这种煤矿文化能否成为我们开发的旅游资源。迪克斯曾举例道：呈现活态历史的主要场地是遗产博物馆，于是南威尔士那里在废旧煤矿的基础上形成了煤矿博物馆，原矿工可以带着旅游者穿过地下通道进入矿坑，让旅游者加入自己的体验。晋城的一些煤矿因为煤已挖光也被废弃了，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建成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煤矿遗产博物馆？
还有，我在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赵树理。赵树理虽然几乎不描写风景，但是在他那里却有大量的民风民俗的描写。有研究者特别指出，赵树理每当准备写民风民俗时，习惯性的开头句是“这地方的风俗是……”，并且有大量例子加以佐证（参见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第154－155页），我们能否把赵树理有关婚丧嫁娶、民间文艺、上党戏曲等等方面的民俗挖掘出来，让它们加入到今天全域旅游的景观生产和空间生产之中？
珏山吐月
总之，就我对晋城有限的了解，我觉得这里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我小时候就听说过晋城东有“珏山吐月”、西有“松林积雪”、南有“孔子回车”、北有“白马拖缰”，这是已有的风景；今天，我们又有了像丹河湿地公园这样的人造风景。我觉得在全域旅游的观念下，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为这些景观输入活生生的文化元素，让它们说话，让它们成为吸引外地游客的磁石。法国诗人兰波有句名言：“生活在别处”，我的一个观点是：风景也在别处。自己的家门口是没有风景的，因为我们对它太熟悉了，它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已无法引起我们的兴趣，吸引我们的眼球。所以，晋城的风景能成为本地人（insider）休闲、娱乐的场所固然可喜可贺，但更重要的是要成为外来者（outsider）观光游览的地方。因为文化展示的目的是培养模范消费者而非模范市民，是让人们在集中的地域花钱。因此，那个被展示的地域必须集风景、零售、设计、建筑、娱乐和其他休闲产业于一体。只有这样，你所生产出来的景观才能卖出去，才不会成为库存积压产品。
谢谢大家！
（此为2017首届晋城市旅游职业教育集团“全域旅游与职业教育”高峰论坛上的发言稿）
2017年6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