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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贵池州棠溪乡曾经有过一个村子，叫碾子下村。清末时，碾子下村曾经有过100多户人家，但今天如果你再去，那里只剩下了一块“寡妇村纪念碑”，也就是“碾子下村遗址”。
这里周围荒草丛生，要不是经人指点，很难看见齐胸高的荆棘里那些废弃的残垣断壁，兀自证明着这里曾经人丁兴旺的痕迹。碾子下村属于曹村，清末时期的曹村有13个自然村，当时村里一派繁荣，可到了上世纪3、40年代，这里竟开始流传一首歌谣：“十里曹村冷冰冰，十里荒草遮屋顶，十个嫂子九个寡，十个汉子九个膨，十年听不到摇窝响，十里听不到读书声，十里长河泪不断，十（实）在叫人好伤心。”
“大肚子病”“寡妇村”“十室九空”“十几年没有婴儿降生”，这令人心碎的伤心和绝望，都是源于一种小小的寄生虫——血吸虫。
旧中国的人们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活来源，南方尤其是长江流域，农民经常需要接触稻田江河湖塘等自然水源，而在这些水中，长期存在大量感染血吸虫的钉螺和血吸虫尾蚴。人们通过劳动或饮水，很容易就能够感染血吸虫病。
因为染上了血吸虫病，曹村的村民们死的死逃的逃，到建国时，13个村只剩下6个。仅1939年至1949年的10年间，曹村就有610多人死于血吸虫病，95户灭门绝户，其中碾子下村最为严重，只剩下一个叫曹雨金的理发匠。
曹雨金是不幸的，而且他的不幸，正是中国两千年来血吸虫病流行的缩影。上世纪50年代之前，血吸虫病泛滥我国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和上海等12个省市的320-370个县（市），患病人数约有1160多万，受威胁的人口在1亿以上。仅湖南一省，血吸虫疫区人口感染率最高达80%，最低的乡村也在20%以上。连上海这样相对比较富庶的地区，1950年也发现9个郊区县中有5个流行血吸虫病，有的地方感染率甚至在95％以上。
得了血吸虫病的人们，普遍出现乏力乏力、贫血、消瘦和劳动力减弱等症状；晚期患者则脾脏肿大，腹水，骨瘦如柴，有些人会发生肝肾衰竭、膀胱癌。若是儿童感染，则会发育迟缓，患上侏儒症；青壮年如果被侵染到了生殖系统，还会引发不育。像曹雨金所在的碾子下村这样，因为感染血吸虫病而遭受灭村之灾的，在旧中国并不是个例。江西瑞昌县邓家坝村，清末有90多户400多人，因血吸虫病，至解放时死得只剩下一个人。南昌县的泾口宋家村，原有500户2000 余人，至解放时已无一户一人留存。
血吸虫病没法治吗？有的。当时最有效的药物是酒石酸锑钾，也就是锑剂，但锑剂治疗的副作用太大了，不但会对心肌造成损害，而且还有很大的肝毒性，严重时还导致患者会中毒死亡。且锑剂疗程最高长达30天，长期因贫穷而营养不良的中国农民，哪里有余钱和体力去进行这么久的治疗？更何况，那时的中国有5亿人口，只有中医医生27.6万人，西医医生不到4万，就算人人都看得起病，也没有那么多掌握治疗血吸虫病技术的医生可以分配。
生活在旧中国的人们因此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因为穷，所以要去田间和河边劳作，劳作就会患上血吸虫病，而患病又因为贫穷得不到治疗，拖延造成的慢性和急性感染让人失去劳动能力，甚至导致主要劳动力死亡，从而把整个家庭变得更穷……以松江县为例，1949年前全大队死去的29个血吸虫病人中，贫农有11人，下中农7人，中农5人，上中农1人，一个地主富农都没有。
碾子下村的人和千千万万旧中国人一样，在这场小虫子造成的大浩劫中纷纷倒下，唯一幸存的曹雨金即使活下来，也已经成了晚期患者，饱受折磨，濒临绝境。
但和那些不幸死去的人们相比，曹雨金又是无比幸运的，因为他等到了新中国。
1949年新中国刚一成立，上海市就组建了“郊区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次年春，1400多名医务人员组成医疗队为驻军防治血吸虫病。1950年，苏南血吸虫病防治总所成立，开始在嘉兴、嘉善、绍兴、衢州等地先后建立起血吸虫病防治站。1953年，沈钧儒向毛主席寄呈了有关南方血吸虫病的汇报材料，毛泽东回信称：“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1955年，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同年，中央成立了中央血防9人领导小组，提出了限期消灭血吸虫病的要求。自此，大规模的血防运动在全国各疫区全面展开。流行地区的省、地、县纷纷建立了防治血吸虫病的医院和防治站，在许多公社的生产队设立了治疗点，大批医务人员深入疫区，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式，为群众诊治血吸虫病。
医务人员们先用排钱草等中药去除积水、减少肝脾肿大，缓解病人的症状，等病人身体好转，再使用锑剂进行治疗，根除血吸虫病原。同时还深入研究，改良治疗方案，提出了避免和解救锑剂导致心脏和肝脏中毒反应的措施，大大提高了治疗的安全性。曹雨金的血吸虫病就是这样被治好的。五十年代开始，他先后3次到县血防站接受免费治疗，在省里和上海派来的医生共同会诊下，曹雨金的晚期血吸虫病终于被成功治愈。病愈后，曹雨金不但组建了家庭，而且还喜得一个女儿。
然而光治疗是不够的，想要彻底消灭血吸虫病，必须先下手为强，掐灭它的源头——钉螺！
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著名医学寄生虫学家陈心陶教授亲赴广东疫区，白天划小艇深入沼泽中的“毒河”寻病因，夜里在满地老鼠的破屋中潜心研究，用三年时间做钉螺生态学基础研究，终于开创出“水、垦、种、灭、治、管”六字方针。据陈心陶先生的学生李桂云回忆，陈心陶用这种方法，在水网地区结合农田基本建设，改造钉螺滋生环境；在丘陵地区则兴修水利，填旧沟埋螺，开新沟灌溉，用草烧螺，用水淹螺，成为了广东地区消灭血吸虫的科学“利器”。
这些方法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却十分不容易。早在1946年，我国著名医学寄生虫学家毛守白教授就深入农村调查血吸虫病，发现当年人口稠密的村庄如今十室九空，治理刻不容缓。可是当他在1948年提出，要土埋法灭螺以根除血吸虫病时，从当地的乡公所到国立的中央卫生实验院，竟没有一处肯资助他进行实验，哪怕只要250公斤谷子的代价就行。
可是新中国不一样了。这是一个由人民亲手缔造、为人民而服务的国家，哪怕是再穷再艰苦，新中国也要用尽一切的办法，保障人民的健康福祉。于是一场一场轰轰烈烈的、向血吸虫宣战的“人民战争”开始了。
为防止含有血吸虫卵的粪便进入水源，新中国通过开展广泛的爱国卫生运动，提倡喝开水，宣传安全下水，教育群众不在河塘里洗马桶，不用生粪施肥，推广建造卫生厕所，建造了无害化粪池，规划牲畜专用池塘等方式，向群众传授防病知识，并把治理自然水源和兴修水利结合起来，通过江河湖泊系统整治，多管齐下，力图消灭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
被发动起来的水乡人民，对查出的钉螺采取药杀、铲除、火烧、深埋，仅江苏苏州吴江县一地，查处钉螺面积就达84208250平方米。在上海青浦县朱家角镇，我国公共卫生学家、流行病学的奠基人之一苏德隆，发现当地有个特别的现象，那就是妇女的血吸虫发病率比男性要高，通过悉心研究，他观察到是因为妇女常在石板、水码头一带洗碗、洗衣服、洗马桶，所以她们更容易被钉螺感染。因此朱家角镇在苏先生的指导下，发动镇上群众，抽干河水，铲除浅滩，喷药灭螺，再用大石块修砌镇河两岸，石块接头处用水泥抹缝，使钉螺接触不到可以生存的土壤，有效控制了血吸虫病在当地的蔓延。
1958年，江西省余江县率先宣布消灭了该县境内血吸虫病 。和全国人民一样，毛主席闻讯也激动不已，慨然写下《送瘟神二首》——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此后数十年间，我国经历了以消灭钉螺为主的综合性防治、以人畜化疗为主的疾病控制和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综合性防治三个阶段。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高效低毒的治疗药物吡喹酮问世，血吸虫病防控得到极大改善，流行率和患病率大幅下降。但我国的血吸虫防治行动从未放松，上百万中国人民参与其中，大部分疫情流行地区基本上消灭了疫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1985年，上海市宣布全面消灭血吸虫病，全国其他省、市、县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2004年，全国血吸虫病人由新中国建立初期的1160余万人，下降到84万人，12个流行省份已有5个省份先后消灭了血吸虫病。2008年，我国全面达到血吸虫病疫情控制标准，2015年达到血吸虫病传播控制标准。截至2020年底，全国96.5%的血吸虫病流行县（市、区）达到传播阻断或消除标准，其中达到消除标准的县（市、区）占流行县（市、区）已达75%以上。
曹雨金是幸运的，新中国的人民更是幸运的。到2016年，全世界仍有2.06亿人被血吸虫病感染，却只有8920万人能够得到治疗。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旧中国2000多年没有解决的血吸虫问题，在新中国得到了卓有成效的控制。当2017年新闻报道杭州一对父女染上血吸虫病的时候，竟然用了“多年未见”四个字。这困扰了旧中国多年的小虫子“瘟神”，如今在人们的脑海中已经渐渐淡去，成为了久远的记忆。
防治血吸虫病只是新中国防疫抗疫的一个典型例子。70年来，我国通过建立完善的抗疫体制，控制和消灭了无数困扰旧中国多年的瘟疫。新中国成立前的300余年间，我国发生过6次较大的鼠疫流行，共有20个省（区）的501个县（市、旗）发生鼠疫259万多例，死亡239万余人，仅20世纪上半叶的50年间就发病115.5万余例，死亡102.7万余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采取以灭鼠为中心的综合防治措施，我国仅用10年左右时间就基本控制了肆虐数百年之久的人间鼠疫流行。1950～1999年的50年间，我国共发生人间鼠疫7.9万余例，死亡2.7万余人；其中头5年的病例数占总病例数的87.1% ，此后人间鼠疫得到进一步控制，1980年代仅在青、藏、滇、新等省区有散发病例，年发病仅10例左右。而早在1979年全世界彻底消灭天花之前，我国就于1961年彻底杜绝了天花的感染，提前十几年完成了任务。
摆脱了瘟疫困扰的中国人民，不但身体更加强壮了，人均预期寿命也从35岁大幅度提高到了77岁，有些城市还超出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与此同时，旧中国缺医少药的情况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截止2019年底，我国医师总数已达386万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师数量达143.7万人，比2015年增加33.5万人，增长30.4%。在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的伟大行动中，我们的医务工作者更是迎难而上，誓死不退，用热血和忠诚铸就盾牌，将全国人民牢牢的护在了身后。
一条小虫子再也不能“灭村”了，但新中国仍将把当年“全民总动员、消灭血吸虫”的精神延续下去，继续依靠人民，服务人民，把一切危害中国人民健康生活的病魔都消灭殆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