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衣冠女学堂抢班夺权领导时尚

晚清十年的最后变革，于时尚影响最大的，当属女子学堂的兴起。中国女子走向社会，固然姗姗来迟，但女学生，可算提前入世。
文/周松芳
这是读书郎闲笔的第278篇文章，全文大约1100字，细读大约需要4分钟。
清末教会女学生
晚清十年的最后变革，于时尚影响最大的，当属女子学堂的兴起。中国女子走向社会，固然姗姗来迟，但女学生，可算提前入世。据不完全统计，到1909年，全国已有各式女学堂308所，女学生14054人，其中还不包括为数不少的教会女校学生。（陈翊林《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而当时女学堂章程多模仿日本或欧美，大都明确提出不缠足和衣饰整洁的要求，予人以清新纯朴的形象。随着上海等地开放女学之风日盛，女学生也成为社会和男权注视的焦点，女学生的装饰打扮，也成为一种别样的时尚。居家少女，对此心有憧憧：“家家姐妹费商量，不斗浓妆斗淡妆。想是名花宜素艳，一齐浅色看衣裳。”（黄式权《淞南梦影录》）这种清新之风，惹得男界蠢蠢欲动，尤其是新派人物，更是趋之若鹜（当年如此，今日不亦依然？）。女为悦己者容，于良家妇女然，于青楼妓女更然，嗅觉敏锐的北里佳人，以其职业敏感，及时捕捉了这一信息，迅速仿效。不过世人多好俗艳，也有女学生仍然效法妓女，让人不快：“妓女效女学生妆饰，意在博欢新人物，而女学生效妓女妆饰，胡为者。”（1912年8月11日《申报》悲秋《挥扇闲谈》）对这一节，徐珂总结道：“自女学堂大兴，而女学生无不淡妆雅服，洗尽铅华，无复当年涂粉抹脂之恶态，北里亦效之。故女子服饰，初由北里而传至良家，后则由良家而传至北里，此其变迁之迹，极端相反者也。”（《清稗类钞》卷91）
入民国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女学生装束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并波及到整个社会面，从而赢得了一个时代的称号——“文明新装”。文明之风，风吹草偃，妓家也不例外，而且更加积极主动。鸳鸯蝴蝶派拂云生的《十里莺花梦》有一段妓女莺莺与下人的对话，对此作了形象生动的反映：“戆大，你当我上学堂也打扮的出堂差一样吗？爱国布旗袍一件，本色面孔一只，那一个敢说我不是女学生？” 再则，到了这个阶段，因为沾上“文明”的光，穿上女学生装，不独显得清纯，抑且有增高贵。“貂狐金绣”的妓女，被目为庸妓，穿学生装的妓女，才是时髦而高尚。（李家瑞《北平风俗类证》）
文明新装
北里效学堂，由一时之风，转为持久之行（今日依然不绝如缕），引发了社会的关注，也引起了政府的反应。例如，1935年山西当局借取缔妇女时髦服装之风，“规定妓女须烫发和着高跟鞋。换句话说：凡烫发着高跟鞋者就是妓女”。稍后，杭州也宣布取缔烫发，广东省教育厅更是出台男女学生装束条例，通令全省学生遵守，重点是对女学生装束约法三章：不得烫发；禁止涂脂抹粉及穿高跟鞋；不得戴钻石戒指手镯等饰品。（《玲珑》1936年第3期《取缔妇女时髦服装》）凡此种种，皆为从服饰上明晰妓女与学生的界限。然而，世俗世俗，清纯终归要走向世俗，并且在清纯方兴之中，就充溢着世俗的胎动，更何况妓伶已在新时代里升级换代为明星，岂能不惹得学堂再效北里？
本文作者周松芳，文史学者，专栏作家。曾就读于中山大学，现居广州。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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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是一个人的蔽体之物，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它还是一个标签、一个符号，折射出思想意趣、时代风尚等信息。在这篇文章中，周松芳老师向我们展示了在晚清民国的千年大变局中，女学生如何在文明进步的援护下“夺”得时尚的领导权，并兴起了一股北里效学堂的风潮。
在民国衣冠专栏中，周松芳老师将用文学的笔触和独特的视角，带领我们深入了解近代以来服饰的变迁以及服饰与当时政治文化的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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