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关于信仰与精神

【本文写于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之际。那是在遥远的2009年。现在以微信方式推送到你面前，但愿文章所讲述的话题仍然没有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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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由此带来的是整个社会在物质生活上前所未有的繁荣与舒适。但另一方面，在物质繁荣的背后，人们却普遍感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失落和道德上的无助。对智慧和真理的追求已被各种用的知识与技术所取代，对人的价值的终极关怀与人格精神塑造已不再被人们热情追寻。物质上的成就并未直接给处于社会变革中的人们带来极大的精神的丰富和道德上的提升，相反，过度的物质诱惑，导致很多人精神价值处于消解乃至沦丧的境地，进而导致行为上的失范。现实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深刻变化，使整个社会面对着不少新的道德问题，既有的道德观念与规范遭遇严重挑战。青少年学生的道德价值观念的困惑与冲突，主要表现为：信仰淡泊、自我中心、逃避崇高等。
因而，关于信仰与精神，再一次成为非常尖锐而严重的问题，摆在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面前。
在我们探讨中国教育缺少什么时，应该充分而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当代教育关于信仰与精神的重要内涵是严重缺失的；我们当前最为切要的任务，是重建我们的信仰机制与精神家园。
著名教育家肖川先生在《我们为何如此平庸》里说：“我们之所以如此平庸，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由于我们缺乏信仰，缺乏勇于承担的宗教情怀，缺乏终极的关怀，缺乏超越性的意向。”
信仰的建立，比任何一种制度的确立都更其艰难，这不是一种仅靠外部行为可以解决的问题。一个人如果不信仰什么，内心世界里将一片荒芜。而这样的内心，是没有力量的。
信仰天然地是一种价值评价和道德标准，它高悬于人们的精神世界的上层，是精神的指导和归宿。正确的信仰既是构成当代教育的重要基础，又是当代教育的终极指向。信仰的缺失是造成教育精神倾颓的根本原因。
信仰是人类自我超越的精神活动，是一种来自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的健康稳定的价值信仰标准的建构。所以，这就要求人们既要避免沉沦于物质的束缚而不见崇高精神的所谓“实用主义”，又要防止诉求于神圣的彼岸世界的虚无（宗教信仰）而不见属于建立在现实关系之中的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应然世界”的必然。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注重信仰的文化。儒家文化讲究“天人合德”，孔孟对“仁”的崇拜、诉求以及艰苦践行，在某种程度上寄予了对“天”的道德崇拜，“天”不仅是“德”的完美的化身，也是道德修养的至高境界，具有道德修养的至上性和正当性。荀子是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其思想信仰体系中，终极的价值目标是遵循自然与社会规律的“道”，然后与“礼”相融，成为具有“至高”、“至大”、“至全”、“至粹”特质的“天”。所谓“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循礼而治，则“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荀子·礼论》）荀子所诉求的信仰目标，本于孔孟之仁，发乎人之心端，超越世俗人伦，是一种关乎宇宙本体的礼。
马克思主义所创设和孜孜不倦追求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以现实关系当中的人为逻辑起点和终级价值目标的，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和异化，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本质，提出人类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目标。共产主义信仰，是恢复人之为人的本质的真实的信仰。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和和谐的社会关系不再作为异己的力量支配人，人们将在自觉、丰富、全面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
可以这样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当代教育所应树立和坚定的既现实而又崇高的信仰。
信仰的本质是对生命永恒存在的一种抽象的认定。作为这种永恒性而被抽象地认定的对象是超越一切事物，尤其是超越一切人性的至高无上的指称。
信仰教育解决的是精神基础和发展动力的问题。一个人，可以通过外化的方式表现出他的精神境界和道德品质，体现出他所信之“道”与所据之“德”。
只有摒弃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真正做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人、影响人，站在引领民族和时代发展的潮头，保持优秀而独立的精神品质，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自由发展的优秀公民，培养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也才是目前中国教育最需要建立起的信仰价值体系与精神坐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