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辐射服评测? 厚夫:《路遥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厚夫，1965年生，原名梁向阳，笔名厚夫，陕西延川禹居梁家沟村人。现任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延安市作家协会主席、路遥文学馆馆长。
厚夫先生：近好！
非常感谢你惠赠大作《路遥传》！这本书收到时就读了一些，后过年回家，又开学忙乱，中断了许久。前几日重又拿起，竟一口气读完了。受你书中指引，我在网上找到了海波撰写的《我所认识的路遥》，读了一遍这篇长达七万多字的纪实作品。我订阅的《南方周末》（2015年3月19日）也刚好刊登了一篇高建群的回忆文章：《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地球上行走：我认识的路遥》，读过之后也翻出了你与马一夫、宋学成主编的《路遥纪念集》、李建军主编的《路遥十五年祭》等书，一并温习。这几天，我又沉浸在对路遥的思考中了。
我对路遥并无专门研究，却一直对他的写作心存敬重，也对他一生的遭际充满了好奇。大作满足了我好奇心，也解决了我的一些困惑。大约从2008年起，我在我的“文学理论专题”课上增加了一讲内容：路遥与他的《平凡的世界》，其用意一方面是要把路遥其人其作纳入到“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的文学传统中，一方面也想借此谈论我对路遥写作的一些看法。我想，我再来讲这一次课时，内容一定会丰富许多，我也会把你的这本书推荐给学生。
?路遥（1949年12月3日－1992年11月17日），原名王卫国，中国当代作家，生于陕北榆林清涧县，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人生》等。
大作读过之后，我的初步印象是资料很扎实，写得很真实，不虚美，不隐恶（缺点），让人看到了一个更为复杂、更为立体的路遥。你在《我与路遥》的前言中说：“为了真实体验与感受路遥当年艰辛的创作过程，我用手写完成本稿。”这种写作方式让我敬佩。你还说：“路遥大起大落的人生状态经常影响到我的写作，我许多次因为陷入无限悲伤而停笔不语。这样，就势必写写停停、停停写写。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本传记的撰写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读完全书，我能够感受到写出这本传记作品委实不易，确实需要对大量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并辅之于走访、调查和相关研究。而且，你虽然是“路遥的追随者”，也在路遥生前与他有过交往，但总体上感觉，本书并没有被你自己的情感所左右，而是能够走进去，跳出来，很节制，不滥情，拉开适当的距离看路遥。这是客观呈现和评说的需要，也应该是一部好的传记作品所必具的要素。
说一说我的感受吧。你从“与苦难为伍”起笔，可以说为本书定下了一个沉重的基调。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评论界很喜欢用“童年经验”来描述作家与其创作的关系，这种思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一个艺术心理学的规律。路遥的童年生活在一个充满着饥饿感、屈辱感的世界里，这大概形成了他的“创伤性内核”。你所引的路遥偷吃西红柿的细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读来让人揪心，也更能让人深入思考苦难的童年在路遥后来创作中的投影。高建群说：“路遥有着苦难的童年，他的类似司汤达小说《红与黑》中于连·索黑尔式的性格，他的代表作《人生》、《平凡的世界》中那种小人物不安于卑微和贫贱，渴望飞得更高的主题，都与苦难的童年有关。”我是认同这一说法的。但是，苦难是如何裂变为文学的？路遥的个人苦难又是如何与一个民族的苦难成功对接的？今天“90后”读者早已远离了饥饿、贫困等等最基本的苦难，已无任何路遥式的体验可言，他们又将以何种方式与路遥的作品交往互动、形成共鸣？类似这些问题都很有意思。最近应一家刊物之约，我也给我的几位学生布置了任务：思考一下苦难与《平凡的世界》、与当今读者等等的关系。希望这次思考能有些成效。
也是通过读你的书以及海波的作品，我才意识到路遥既有写作的雄心，也有一种获奖情结。海波分析道：陕西的贾平凹和莫伸获得全国首届短篇小说奖后，对路遥的刺激很大，而他之所以写《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是想跳过短篇小说，“争取在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获奖名单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后，《人生》又获奖，《平凡的世界》则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恐怕都与这种获奖情结有关。你在书中披露了当年路遥致白烨的信，路遥说：“在北京方面，我主要靠雷达和您‘活动’了。……尽管中国是这个样子，但这个奖对我还是重要的。另外，也想给西北和老陕争点光，迄今为止，西北还未能拿这个奖。这一届作品中，凭良心说，我的作品还是具备竞争力的。”（P308－309）这些话今天读来，既能让人感到路遥的自信，也能让人意识到他的某种“焦虑”。他甚至与其弟弟王天乐还讨论过诺贝尔文学奖，他对这个世界性大奖的期待也跃然纸上。
?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
我之所以注意到这个细节，是因为它一方面反映了路遥争强好胜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80年代的作家急于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迫切心情。与此同时，在《平凡的世界》经典化的过程中，“茅盾文学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长篇小说连播”节目等等，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这部作品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关键还在于路遥那种虔诚的、庄严的、近乎笨拙的、“把笔磨秃了写”的写作姿态和写作精神。
你在书中第一次披露了路遥写于1989年的《个人小结》草稿，里面的这几句话让我怦然心动：“文学创作从幼稚趋向于成熟，没有什么便利的捷径可走。因此我首先看重的不是艺术本身那些所谓技巧，而是用自我教育的方式强调自身对这种劳动持正确的态度。这不是‘闹着玩’，而应该抱有庄严献身精神，下苦功夫。”（P297）这番说辞与路遥《作家的劳动》和《早晨从中午开始》中的相关说法相映成趣，但似乎更直截了当。在我的印象中，把创作看作艰苦的“劳动”并反复加以强调的，路遥应该是当代作家第一人。而在路遥那里，这种劳动已非一般意义上的劳作，而是带有一种赴汤蹈火、自我炼狱的味道。于是，劳动既接通了底层农民的价值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同时也呼应了托尔斯泰所谓的“道德的自我完善”。大概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才能够领会路遥为什么会把劳动看作是一种“自我教育的方式”。在这里，劳动不仅已被圣化，而且也被道德伦理化了。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路遥与当代的不少作家拉开了距离。
这种写作姿态和精神值得称许，但由此形成的写作路径却并非全无问题。我看到你和海波都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但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你说：“一般作者的创作，是先萌发灵感，再像滚雪球一样生发主题与故事框架。而路遥的创作是典型的意在笔先，先有明确的主题，后广泛搜罗材料，形成框架，捕获串联线索，激发创作灵感。这种倒置的创作方式，注定了他所赋予的使命感更为突出与沉重。”（P179－180）海波说：“由于是‘主题先行’，所以写得特别吃力、特别累，‘写一个东西脱一层皮’，严重伤害了健康，成为他英年早逝的一个重要原因。”一般而言，主题先行和意在笔先是许多作家都比较忌讳的一种写法，但路遥却把它弄成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路遥的写作实力。但与此同时，《平凡的世界》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显然也与他这种写作方式有关。体现在写作过程中，我觉得海波的推断是有道理的：写得吃力，劳动也就分外艰辛，身体与精神都要承受更大的压力。路遥的早逝有多种原因，但这种伤筋动骨的劳累确实应该看作原因之一。
再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他的疾病和讳疾忌医。记得贾平凹最早在怀念文章中否认了路遥是累死的穷死的之类的说法，而把他早逝归结为遗传基因。在你这本书里，我也看到了你进一步的辨析和推断：路遥的生母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这种病毒通过母婴传播后会长期潜伏，直至合适的时机才爆发出来。路遥1987年夏的吐血便是乙肝引起的初期肝硬化，本应劳逸结合，及时治疗，但“一方面，《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已经构思好了，他必须抓紧时间创作，把‘第三个’孩子生下来；另一方面，心性要强的路遥不想让外界知道他得了乙肝这种传染病。这样，才有王天乐回忆的路遥嘱咐‘永远不能给任何人说他的病因’。”（P234）
这个分析我以为是站得住脚的，却也令人扼腕叹息。现在想想，假如路遥不是那么玩命地写作，也许他就会推迟乙肝爆发的时间；假如他查明病情便积极治疗而不是藏着掖着，也许他不会在42岁时英年早逝。但是，假如这些假如成立，那又不是那个心性要强的路遥了。这样，路遥也就以其鲜明的人格魅力和缺陷矗在我们面前，既让人震惊，也令人深思：他是强大的，强势的甚至是霸气的，但同时他又是脆弱的，敏感的和孤独的；他在精神上大气磅礴，有气吞山河之象，但对自己的身体却又过于小气，甚至简直可以说是榨干了自己的那具躯体；他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但同时也急功近利；他在文学面前交出了自己，却又在生活中毁灭了自己。如今，路遥写作与路遥之死似已成为一个神话，但我更愿意把它们看作时代精神的产物：80年代是一个喜欢宏大叙事的年代，而路遥本人既有史诗情结，也承载了过多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类的观念。路遥携带着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写作观与这个时代深刻遇合，他既为这个时代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却也终于成了这个时代的祭品。借用贾平凹的说法，他应该是逐日的夸父，最终却倒在干渴的路上。
我想，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看，理解了路遥的矛盾性和悲剧性人格，也许更能理解他的文学作品，尤其更能理解为什么他那么用心地写出了那篇绝笔文章：《早晨从中午开始》。
?《早晨从中午开始》是一篇路遥去世前所写的《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50个小节5万多字，凝聚了一位平凡而伟大的作家生命中最后的心血。
还有失败的婚姻。你说：“婚姻的失败是压垮路遥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路遥是个心性非常要强的人，他根本无法承受婚姻失败的打击！”（P344－345）我也注意到你特别在书中安排了一小节“欲说不能的婚姻问题”。从一般的意义上说，这种分析已经很深入了，却依然无法彻底解释路遥婚姻的失败之谜。我想，大概这也是当代作家传记作品写作的一个困境。由于当事人林达三缄其口，知情者欲说还休（高建群说：“路遥的一些事情我可能要过几年才能说，有些事情现在说出来都是很爆炸的”），这个谜底也许还要留待若干年之后才能公诸于世。对于一般公众来说，这个谜也许是娱乐八卦，但对于路遥研究来说，它却并非可有可无。那也应该是全面理解路遥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入口。我在海波的文章中读到了路遥的一个说法，觉得挺有意思，特转录于此：“我和林达即使有点小分歧，也很少争论。为什么呢？因为她说的是普通话，我说的是陕北话。争不过两句，我就会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自己不是和爱人说话，而是和一位播音员或者讲解员说话，说着说着就糊涂了，忘记自己为什么争论了。”这是海波解释路遥为什么不说普通话时举的例子，我却觉得这种症候也值得解读。我甚至因此联想到了前苏联电影《两个人的车站》中的一些场景。
?《两个人的车站》，前苏联电影，1982年上映，导演埃利达尔·梁赞诺夫。本片讲述了一名为妻顶罪的钢琴家在入狱前与车站餐厅美丽女服务员相爱的故事。
这封信拉拉杂杂，已经写长了。书中还有一些让我感兴趣的地方，恕不一一指出。总之，大作让我进一步走近了路遥，理解了路遥，也激起了我进一步思考路遥的冲动，再次感谢！而我写出的这些，算是一点读书体会，不妥之处还请多多指教。
即颂
笔健！
赵勇
2015年3月25日
（本文原载《文艺争鸣》2015年第4期）
? 笔者与厚夫在路遥故居合影（2017年1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