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黎老”

回忆“黎老”
“黎老”名字叫黎彦昌，1915年5月15日出生于河北蠡县。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入党，1932年参与组织和领导了著名的“高蠡暴动”，后又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在南京军事学院和安徽大学等校工作，为部队和地方教育事业付出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大贡献。1955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他是中国共产党老党员、老红军、老政治工作者，副省级离休老干部。1993年12月23日在合肥逝世，享年79岁。
我认识“黎老”是在1964年秋，考入安徽大学不久，我就随学校师长和同学到寿县参加“四清”（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我们中文系这个工作队的负责人就是“黎老”。说是老，那一年他也就50虚岁。不过对19虚岁的我来说，他资格是挺老的。他说他和长篇小说《红旗谱》作者梁斌既是同乡又是同学，《红旗谱》中写到的高蠡暴动等事，他大多亲历或耳闻目睹过。大家都尊称他“黎老”。
说起“黎老”，还有个有趣的插曲。因为那时候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儿子）就在寿县领导“四清”工作。我们窑口一带的老百姓听说他们这儿从省城来了个“黎老”，再加上他慈眉善眼的，一副大干部派头，都以为这个“黎老”就是李葆华同志。我就在队部当通讯员，经常跟随黎彦昌同志到他负责的各个自然村巡查，我们走到哪儿，就常常有老百姓盯着“黎老”看，有的还悄悄问我“他就是省委书记吧”。我说“不是”，他们还神秘地笑着说“你这小同志还很会保密哦”，弄得我和“黎老”哭笑不得。“黎老”有时候还和我调侃：“这种误传对咱俩安全不利哦！”我也笑着说：“准确地说是对您这个大领导安全不利，我一个小兵怕什么！”
由于在乡村七八个月的朝夕相处，“黎老”和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四清”结束回到学校，或主动，或受邀，我还常常到“黎老”家玩。他们一家人都对我十分友好。
大学毕业，我被“发配”到皖南广德县乡村教书，后来结婚生子，忙于生计，虽也多次打听过他们，可一直没有联系上。虽久未联系，可从没忘记。我一直珍藏着50多年前黎老送给我的他和妻子儿女在庐山的留影。直到最近，由于在安大工作的同乡校友苏高凤先生的鼎力相助，我和“黎老”的长女黎如芷联系上了，我们忆起往事，恍若隔世，感慨万千……她告诉我她的爸爸妈妈已经去世多年。呜呼，我再也见不到和蔼可亲的“黎老”夫妇了！
我立即把扫描到电脑里的当年“黎老”送给我的庐山留影用微信发给如芷姑娘。她不但发来许多张她爸爸妈妈以及她姊妹们的珍贵照片，还主动热情地快递来她珍藏的两本图文并茂的好书，一本是收有“黎老”革命事迹和如芷回忆父亲文章的《红色记忆——蠡县革命史资料》，一本是我的安大中文系小师妹如芷姑娘和她大学同学们的回忆录《悠悠岁月——献给工农兵大学生及其子女们》。今天恰逢“黎老”105周岁诞辰，收到这么不同寻常的礼物意义不同寻常。
愿“黎老”及其已故的亲人安息，祝如芷妹妹及其健在的弟弟妹妹安康！
忆我的父亲黎彦昌
黎如芷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五年了，但是父亲的音容笑貌常常在我的脑海中出现。戎马一生的父亲，在长达六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1915年5月15日，父亲出生在河北蠡县北辛庄村的一个中农家庭。当时爷爷把他送到蠡县高小。在那里受到了他的启蒙老师于澄波同志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0年7月1日，年仅15岁的父亲和马永龄在乡师教员韩岁余(中共党员)宿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决信仰共产主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永不叛党。”
一、举义高蠡
发生在1932年8月的高蠡暴动，是河北保定地区高阳、蠡县一带的广大农民，在河北省委和保属特委直接领导下，掀起的一场震撼华北，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它像一场红色的风暴，冲击着腐朽的反动统治，是一次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创建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一次伟大的尝试。这次暴动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而失败。但是它却在这块沃土上撤下了革命的种子，给后来动员民众，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高蠡地区三十年代是社会大动荡的时期。在国民党的搜刮、苛捐杂税的压榨下，地主资产阶级的盘剥、水旱灾害、天灾人祸，使这块沃土上的广大农民处在水深火热中。农民、工人、学生，不断起来进行斗争，如抗租抗税、反洋货、反盐巡，反官盐局、反割头税的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高蠡暴动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爆发的。
1932年4、5月份，中共保定市委(后改为保属特委)召开会议，准备利用青纱帐期间在高蠡地区发动游击战争。
到了7月份，保属特委作出了暴动的一系列决议。暴动时间定在1932年8月27日、28日、29日三天。
对于暴动的战役部署，分为主攻和钳制两个方面。
主攻方面以七个大队在司令部的直接领导下，在高阳北辛庄集合，然后夺取高阳县城，在城内住上两三天，休整一下，然后向西挺进，越过平汉铁路，进入太行山。
钳制方面以一个大队(第五大队)即父亲所领导的那支队伍，在蠡县南辛庄一带单独暴动，独立作战，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
临暴动前夕，我们派人先解决了蠡县一个伪公安分局，缴获了敌人的武器，武装了我们自己。
8月27日，负责钳制方面的北区区委召开了暴动前的准备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有李学敏(大队长)、黎彦昌(政治委员)、李甲臣和张玉峰同志，会上研究了一些具体的工作。
首先是部队的番号，定为河北游击队第五大队，并作军旗一面，军旗要求用红布。(高一米，长一米五)，正中绘有镰刀斧头，靠旗杆处写有红军游击队第几大队番号。掌大旗是田大起同志。当时还规定，所有参加暴动的同志，都自备一个红布条，围在脖子上，作为标记。关于暴动时用的武器问题，当时只有三十多支枪。其他同志都是自备武器，如大刀、长矛、铁棍、铁尺等。另外还普遍用空酒瓶子装上自制土炸药，准备暴动时用，以壮声势。另外在部队中还设立一个
军医是王家楷同志。
在暴动前夕，我们还收编了土匪刘双四的一支部队，有三十多人，二十多条枪，编入了这支起义的队伍，改编后为第五大队第四中队，中队长为刘双四。
1932年8月28日下午9时，这支由蠡县北区党员、团员为主力的四百多人的队伍，按预定的时间内在蠡县北区南辛庄举行暴动。第一次的指挥所在龙王庙外。第二次指挥所在村东头刘家场屋里。起义打响后，枪声、爆炸声响声震天，绣有镰刀、斧头的大红旗飘扬在空中。震破了南辛庄一带夜间的沉寂。敌人心惊胆破，只好龟缩在自己家中不敢出来。本村的地主分子王福丰越墙逃跑，又被红军抓了回来，乖乖把那支枪交了出来。天明后，有些群众出来看热闹，就趁这个机会做宣传工作。暴动时所到之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缴反动武装的枪，打土豪、斗地主、分粮食、杀罪大恶极的地主。强大的革命风暴席卷高蠡大地。当地群众见此情景非常高兴。在每个村庄都有数百或成千的广大群众参加了分粮、分衣。在分粮分衣之后，游击队伍受到了群众热烈的拥护和帮助，…有些老大娘送鸡蛋给参加暴动的游击队员吃，当游击队离开村子时，有许多老大爷送到村外，他们说:“你们做的对，死了也不冤枉，现在老了，没用了，要是能跑，一定跟着红军走。”
我们的队伍开始向高阳北辛庄进发，和以湘农和宋洛署为首的红军主力汇合，经过季家佐、夏家佐，到了祁家口村，停下来做宣传。吃中午饭，又整队出发，东进大柳树村，又到了荣家营村。遇到了地主武装的抵抗，因不能进村，便把这个村子包围了，向村里作宣传，喊话无效，又不得不进行围村战。一直打了一夜，经过检查，我们四中队一名姓巩的同志被敌人打死了，我们提出要地主偿命，最后姓戴的地主给了一百块钱的埋葬费。
在这次暴动中，参加北区的第五大队共有十位同志牺牲了，他们的名字是李学敏(大队长)、巩同志、赵志远、李书文、王振山、张云样、王春来、夏来峰、宋志年、李书林。
主攻方面的七个大队于8月29日上午在高阳北辛庄集中，到齐后，即行开会，准备攻城。
到了8月30日下午，敌军骑兵第六旅(旅长白凤翔)，飞驰到了高阳北辛庄，迅即发生战斗。因敌人的装备、技术、训练比我方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暴动失败了。当时参加高蠡暴动的革命志士共有三千多人，有枪一千多条，在这场暴动中共有四十六位革命同志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参加暴动同志溃散了，各奔前程。有的回家隐蔽了，有的投亲友了，有的到外乡谋生了，还有的同志重新找到了党，继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暴动失败后，反动当局对革命者开始了大搜捕、大屠杀，革命群众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为了彻底摧毁革命势力，由河北省国民政府下令通辑抓捕参加过暴动的人员。因父亲是暴动的一个大队的负责人，因此成了敌人搜捕的重点。暴动失败后，北辛庄的地主张明显、刘德耀勾结蠡县马队，三次去我家抄家，把我家的能动产，都抄光了，使父亲一家无处安身，只好在蠡县、清苑县、亲戚家潜居了几个月后，外出谋生，直到一九三五年才回到家乡。
1932年的高蠡暴动，从8月27日发动到8月31日失败，历时五天，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天，却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虽然暴动失败了，但是共产党员为人民英勇奋斗和不怕辆牲的伟大精神，在广大农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许多牺牲的烈士对党对人民的忠心和壮烈牺牲的英勇事迹，鼓舞了河北人民的革命斗争的意志。当时高蠡地区农民中间广泛地流传着一首歌谣:“由你们杀，由你们砍，大兵走了还共产。”
仅仅五年之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开到了冀中平原，广大农民纷紛参军、参战、支前优抗，表现了对党的无限信任和忠心。他们踏着先烈的足迹，向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48年，当地人民群众经中共县委批准，在以下几处建立了高蠡暴动纪念碑，高阳北辛庄、蠡县北辛庄、南辛庄、万安。
在我的家乡蠡县的北辛庄，也有两块碑。一块是高蠡暴动纪念碑，一块是烈士纪念碑。
二、转战冀中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一声炮响，日本侵略者打响了侵略中国的第一炮，唤醒了中华儿女抗日斗争的意志和决心。冀中一千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参加各种抗日部队，父亲也怀着一腔热血加入到抗日战争的滚滚洪流中。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场，父亲从地方部队转到野战主力部队，八年中，他经历了许多次的战役。
(一)任河大战役
1940年7月，冀中军区八分区组织了任河大战役，是由军分区首长直接指挥的，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为了巩固胜利，成立了任河大支队。
1941年3月初，父亲调任任河大支队政委、党委书记。1941年5月，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地方部队，各县游击队、民兵，在父亲倡议下成立了一个任河大地区武装斗争统一指挥委员会。经过充分酝酿，父亲召集支队长、参谋长和四个县的县委书记，在任河县邵庄召开了一个会议，讨论委员会的组成，会上大家一致推选父亲为委员会主任。
父亲在任河担任政委共三年零三个月，根据人民战争的经验体会，总结出几种对敌斗争的战略战术:
1.公路伏击战
这是最常用的战法，即把部分战士埋伏在公路的两旁。截击敌人的运输车辆，往往取得胜利，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2.化装袭击战
挑选精干的战士若干人，化装成赶集的老百姓，混入敌人的据点内或集镇上。用手枪从敌人的两腿中间向上打，这样既打死了敌人，又不伤害老百姓。
3.堵门袭击战
文新县大队经过详细侦察，摸清敌情，挑选精干的干部、战士若干人，每人持一把斧头。黎明前摸入敌人姜庄子岗楼附近，把第一个开门的人(炊事员)抓住，用布堵住他的嘴。然后进入据点内，用斧头对准敌人的脑袋，把正在熟睡的敌人一斧子砸死一个，完成任务后，趁天未亮跑出来。缴获敌人的全部武装，包括一门大炮，得到了上级的表扬。
4.地道战
冀中平原地势平坦，视野开阔，在没有任何自然屏障的情况下，如何适应平原作战，必须寻找新的战斗方式。“在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前提下，地道战就是冀中广大军民的重大创造。
地道有多种样式，道口没有固定的位置，敌人难以找到，我们容易掌握。我们进出地道很方便，在地道里作战，可以完全掌握主动权。
5.袭扰战
对挖界沟的敌人或静止在岗楼上的敌人，进行袭扰，目的是不让敌人安宁。
6.苇塘袭击战
我们曾两次进入文安洼北岸的大苇塘。有一次，日寇叫张兰亭的伪军进抄苇塘，这伪军不得不去。我们通过敌工关系，知道了伪军的行动日期，就埋伏好，伪军一到苇塘边，就齐声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方埋伏部队一拥而上，把敌人一网打尽。事后，还告诉张兰亭，你不够朋友，违背诺言，我们是既来之则安之。我们除了把武器全留下外，把伪军的人全部还给他。
7.抢粮战
一九四三年大饥荒，敌人也没粮吃，到处抢粮。日寇准备把抢的粮食放在刘铭庄桥集中，再运往天津。我们通过敌工关系，叫伪军在某日晚上八点开岗楼门，放下吊桥。另外事先通知周围几十里以内的老百姓，准备好装粮运粮的工具。在八点以前到达指定的地点。谁抢的粮食归谁所有。果然人山人海，连七十岁的老太，都参加了战斗。一夜之间，把敌人抢了两个半月的粮食一抢而光。我军押着四五十名俘虏，胜利返回邵庄(区所在地）。
（二）念祖战役
在河北河间县最东部有三个村庄，都叫念祖。他们分别是赵念祖、李念祖、王念祖。
1942年9月8日清晨，父亲和李方同志(军区政治部的一位科长)带着一支小部队三百多人，还有任河县正在开会的干部四十多人，进驻赵念祖。父亲照例进行战斗布置完毕后，部队分散进驻在老百姓家体息，并做饭。这时父亲正与李涛参谋说战斗准备，忽听村西口有枪声，原来是敌人有计划的分路包围我们，赵念祖村西这一股敌人遇到我们的哨兵后，双方互相射击，不一会，各路敌人齐集念祖村，日寇的最高指挥是个联队长(相当于团长)叫山田小乙。
我以三百多人的兵力，与四千多敌人展开了激战。父亲知道坚持村落战，子弹比什么都重要，他不止一次地高碱:“同志们!节省子弹，敌人不到十米不准开枪。”战斗打了一天，打败了敌人十几次冲锋。傍晚，我军突围到徐各庄（大城县)集合。
这次战斗，敌人死亡二百多人，我方牺性六十四位同志(地方干部无一伤亡)。牺牲的同志姓名如下:于惠卿(一连连长)、王振寰(三连指导员)、吕振录(一连副连长)、吕玉柯(区队民运干事)、王子珍(区队司令部侦察员)、张林旺(警卫员)等等，他们的遗体葬于赵念祖村东。
在抗日战争的八年中，据统计全冀中敌人修筑据点、岗楼、碉堡共一千七百多个。平均每五个村就有一个敌人的据点，或碉堡。敌人筑公路一万五千余里，挖封锁沟八千三百多里。把根据地分割成两千多小块，称为“囚笼政策”，以限制我部队和工作人员活动，如果一个地方发生接触，周围据点碉堡的敌人一齐出动，包围合击。
在八年中，全冀中被敌人残杀、伤害和抓走的人多达五万多人。当时情景是:“抬头望岗楼，迈步是公路，无人不带孝，村村皆啼声。”面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暴行，不但没有使冀中人民屈服，反而更激起了人民对敌人的深仇大恨。人民群众亲眼看到我们的军队，流血牺牲，英勇抗战，更加热爱党、热爱八路军，心甘情愿与党和自己的的军队同生死共患难，下面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次，留古弄据点的敌人出来扫荡，在希插村把村子包围了，敌人把所有的人集中到一个打麦场上，叫男人站在一边，妇女，儿童站在一边，然后再让妇女、小孩到那边去领人。敌人的意图是把无人认领的男人统统带走，就是“八路”。结果许多群众分别以各种名义认领，“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大伯”、“这是我叔叔”、“这是我大儿子”、“这是我二女婿“、“这是我三舅“。群众把这被包围的三百多男人都一一领走了。其实在三百多男人中间有一半是我们的同志，敌人瞪着眼，毫无办法，不得不宣布解散。
堡垒户: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抗战时期的冀中，许多村子都有这样的堡垒户，他们用血肉之驱，掩护我们八路军、干部，没有他们的支持，也不会有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当时那样恶劣的环境中，如果你住在堡垒户家中是最安全的，当年程子华同志住在蠡县刘铭庄村一个党员王维信家中。程子华一住下，他们全家就日夜给他站岗放哨，十分安全。
抗日战争结束后，父亲参加了解放战争，参加了著名的“平津战役”。1950年至1959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
1959年转业来安徽大学工作直到1993年去世。
我们从小所受到的家庭教育不同于别的家庭。记得小时候在南京军事学院，那时部队实行供给制，我和妈妈、弟弟、保姆、警卫员吃的是大灶。我们虽然是高干子女，父亲从不给我们任何特殊的照顾。我小时上幼儿园是部队幼儿园，每星期才能回家一次，别的小朋友都是爸爸的专车来接，而我只能等妈妈骑自行车来接。父亲说:“从小不能搞特殊化，我的孩子要和工农子女一样。”
所以我从上幼儿园开始，父亲让我自己洗手绢、袜子。到了上小学自己洗自己的衣服，虽然那时家里一直有保姆勤务员。
父亲转业来合肥后，父亲让我们姐妹几人在我们住的房子附近开垦了许多地，上面种上了各种蔬菜瓜果之类的农产品。每天放学回来，必须在地里劳动一小时，才可以做作业。另外我们家还养过猪、鸡、兔子等。从小的劳动锻炼，强壮了我们的身体，磨练了我的意志，我从小便知稼樯之艰辛，虽然那时是三年自然灾害，但是我们自己种的山竽、南瓜帮助我们渡过了那艰苦的三年。
父亲的晚年，饱受着多种疾病的折磨。几十年戎马生涯，父亲的身体多次受伤，他体内还留有弹片，父亲一生总是顽强地和病魔作斗争。
记得他生命的最后的几年，他在北京301、309医院住院期间，受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委托，请他撰写革命回忆录，党史抗日战争史。虽然他身体不好，还是接受了这项工作，他夜以继日的写作。有次我去北京看他，他在病床上，放一个小桌子，一边输液，一边写作。他是在和时间赛跑，在短短的时间里，给我们留下了十几万字的宝贵史料。
父亲一生担任过许多领导职务，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运筹帷幄，还是革命胜利后的每一件平凡的小事，他总是深思熟虑，一丝不苟地完成工作。他的这种严谨的思想作风，也时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教育着我。
父亲的最优秀的品质在于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工作中，他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如果下级犯了错误，他在批评之外，总是承担主要责任，对待下级多数的时候更像一个慈祥的长者，我曾不止一次听别人说起过父亲:“我们愿意和黎老一起工作，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作思想工作有一套”。
1993年12月23日，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天。那天正好是冬至，夜里我忽然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你爸爸快不行了，立刻来医院”。我飞快地赶到医院，弟妹们都来了，父亲的呼吸越来越弱，我看见父亲的嘴巴动了一下，我俯下身来，把耳朵贴在他嘴边，父亲艰难地说:“回…老…家”。说完安详地闭上了双眼，我们家人饱含着热泪为父亲擦洗身上，为他换上了一套他平时最喜欢的黄军装。并为他盖上了一面鲜艳的党旗，父亲就这样走完了他七十八年的人生旅程，如果不是战斗年代所遭受的创伤，他不可能走得这样地匆忙…
父亲走了，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尽管他的工资很高，但父亲生前用他的工资帮助过家乡的乡亲们，帮助过烈土的后代，帮助过许许多多他认为需要帮助的人……
按照父亲生前的遗愿，我们把父亲的一半骨灰安葬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1994年的清明前，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母亲带着我们子女，手捧骨灰盒，千里迢迢来到了河北的冀中平原，来到了父亲曾经流过鲜血的地方。
清明节那天，是父亲骨灰下葬的日子，在他的家乡北辛庄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几千人的会场挤满了十里八村赶来的乡亲们。保定市委、蠡县县委各级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当年和父亲一起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来了，还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乡亲们也来了，他们用这种庄重的仪式欢迎这位农民儿子的归来。父亲热爱这块生他养他的热土，追悼会后，我们护送着父亲的骨灰，安放在家乡的烈土陵园。他终于和那些已牺牲的战友们长眠在一起。
父亲虽然走了，但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他的离去，使许多人至今还在怀念他，他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的崇高品德和高尚的人格是我的楷模，父亲是我的骄傲，我时刻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位老红军战士的女儿，我要像父亲那样走好我人生的每一步，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2018年12月）

（“黎老”夫妇和长女、儿子庐山留影）
（黎老长女如芷）
（黎老夫妇）
（黎家全家福）
（黎家五兄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