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辐射服评测侄子和外甥的区别
王维有一首诗，《送六舅归陆浑》。它在他的诗集里不算出挑，少有人提及，不过在我的眼里，它有点意思。
伯舅吏淮泗，卓鲁方喟然。
悠哉自不竞，退耕东皋田。
条桑腊月下，种杏春风前。
酌醴赋归去，共知陶令贤。
诗的内容简单，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把自家阿舅当陶渊明来赞扬。其中的描写可与陶渊明的身世对应：县令，挂冠而去，“退耕东皋田”，甚至连种杏之行为，也与陶诗的“桃李罗堂前”相似。有了上述描写，他在诗的结尾处干脆直接用陶渊明作比喻，说其舅爱喝酒，会写文章，立志成为隐士——那些都是陶渊明的性格特点，类此者，你若想说他不像陶也难。
关于王维的这一位舅舅，史书少有记载，不知其人究竟如何。县令属于小官。陶渊明之所以名扬后世，是因为他的诗，而非做过县令。退而言之，世人之所以知晓他做过县令，名其为“陶彭泽”，是因为他的文章，即《归去来兮辞》，而非那个官职有什么重要意义。王维的舅舅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外甥为他写诗，早湮没无闻了。
我说它“有点意思”，不是因为诗人写了自己的阿舅，也不是因为写他仕而后隐——类似内容，在中国文学史可用浩如烟海形容——而是因为陶渊明。诗人按照陶的模样写自己的阿舅，写着写着，把后者写成了前者。以后他再读陶诗，难免要联想到自己阿舅，亲切感自内心深处油然而生。我的那点“意思”，可以移用至陶渊明身上——诗的有趣处，与其说是其舅像陶，不如说陶像其舅。本体与喻体需要颠倒一下。如此做法有象征意义，象征陶渊明与王维的关系。两人都是诗人。诗是他们的立身之本，所谓的像与不像，终究要表现于诗之层面。从表面上看，他们的诗不尽相像，骨子里却相似，谈不上形肖，仍可以说神肖，尽管后者比前者难了许多。
中国是一个父系社会。父与子是铁定的血脉传承，地位、财产、名誉、姓氏——所有一切均由儿子承继。女儿则不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儿子与女儿的地位有天壤之别。女儿到了夫家，与娘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家人变为亲戚。她的处境延及自己子女，他们与外公、舅舅的关系，与爷爷、叔叔的关系不可一概而论。一个是自家人，一个是外人。同姓与外姓，仅凭这一点，亲疏远近有了明显的区别。
《世说新语》的“简傲”篇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王子敬兄弟见郗公，蹑履问讯，甚修外生礼。及嘉宾死，皆着高屐，仪容轻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宾不死，鼠辈敢尔！”
文中的“郗公”名郗愔。王羲之东床坦腹，娶的是他的姐姐。他的儿子郗超（嘉宾）是桓温亲信，曾经权重一时。由于郗超的缘故，王献之等人对郗愔前恭后倨，让这位同样身居高官的舅舅感慨万端。外甥固然世故，不过，如果他是他们的叔叔而非舅舅，死去的郗超是他们的同姓堂兄弟而非异姓表兄弟，情形不至于如此。
舅舅是外姓，是亲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又不是一般的亲戚。舅甥关系属于姻亲。根据现代遗传学的观点，两者的关联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叔叔与侄子。吴语地区有“三代不出舅家门”之说，意思是外甥那边的人与舅舅这边的人总有相似处，或为性格，或为相貌。同姓外姓之亲疏为传统，舅甥叔侄之相等为科学。同样是传统，一个扎根于民间的传统，舅舅与外甥另有一层特殊关系：外甥家若有矛盾，若想家丑不外扬，会请舅舅出面做判断，主持公道，俗语谓之“老娘舅”(吴语之“老娘舅”由此引申出调解者的意思)。如此称谓，给舅甥关系涂上一层亲暱色彩。王维在另一诗中写道，“似舅即贤甥”。郗愔的境遇或许常见，但不能说普遍。相比之下，舅甥和睦——如王维与他的六舅——的例子更多。除了直系血亲，在所有外姓与外姓亲戚里，舅舅与外甥的关系最亲近是不争的事实。
陶渊明虽然伟大，但是他生前不出名，诗作的影响也不大。同时代的著名诗人，除了颜延之与他有来往，并为他写了诔文，其它人与他均无交集。那多少让人有些遗憾。钟嵘的《诗品》置其于中品，说他的诗学阴铿，其实阴诗远不如他的诗。到了唐以后，他的文学成就逐渐为世人认可。杜甫说，“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把他与谢灵运相提并论，视两人为自己诗歌创作的楷模。谢为时代之翘楚，陶与他齐名，实属当然。陶的成就实际上高于谢，在后人眼里，杜的做法不是对谢的不恭，而是抬举。不过，倘若此事发生于两人生前，则匪夷所思——一个是草民，另一个如日中天；诗风也不相像，任你如何想象，也无法把他俩扯一块儿。唐代另一位诗人白居易对陶的评价同样很高，他说：“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凭心而论，杜、白两人，尤其是杜的诗风与陶不甚相像。真正受陶渊明影响的唐代诗人，是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刘长卿、韦应物等一干人，其中成就最高的，无疑当属王维。
陶渊明与王维，分别代表中国诗歌史上两个流派的高峰，一个是田园派，一个是山水派。田园与山水，称谓不同，内容有相似之处。好的田园诗或有山水之神韵，好的山水诗或有田园之形貌。田园与山水，区别在于一个是纯粹的自然，一个是带有人为痕迹的自然。人为，纯粹，为性质之不同，无高低之分。由此而产生的差异是，一个温馨，一个超然。田园派，山水派，都是自然派，可以合二为一，称为田园山水诗派。
鉴于生活的年代，陶没法论及王。王提到陶的地方倒有许多，或为其人，或为其诗文内容。
不厌尚平婚嫁早，却嫌陶令去官迟。
——《早秋山中作》
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鸡犬散墟落，桑榆荫远田。
——《千塔主人》
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
——《归嵩山作》
安得舍尘网，拂衣辞世喧。
悠然策藜杖，归向桃花源。
——《口号又示裴迪》
笑谢桃源人，花红复来觌。
——《蓝田山石门精舍》
桃源勿遽返，再访恐君迷。
——《和宋中丞夏日游福贤观天长寺寺即陈左相宅所》
聊举数例，窥一斑而见全豹。熟悉并且喜爱陶诗者，读到上述诗句，肯定感到亲切。陶诗云：“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里，鸡鸣桑树颠。” “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王诗不仅用词相似，还能依稀见出陶诗的神韵风采。陶渊明曾经不止一次地引用尚平之典，以表明自己坚守“君子固穷”的理想。“五柳”、“桃花源”，是他文章的著名内容，也是他身上不可磨灭的印记。王维用自己的诗句把诗人与他的作品联系在一起。比较两人的诗，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诗的传承上，他俩虽然不能用父子来形容，但是可以用舅甥形容。陶像王的舅舅。这位舅舅深受外甥的关注与喜爱，一如他深受其它后代文人的关注与喜爱。
王维有一组诗，名曰《偶然作》。初读它们，我的感觉是，诗人仿佛是为陶渊明而写的，是专门为他量身定作的。
楚国有狂夫，茫然无心想。
散发不冠带，行歌南陌上。
孔丘与之言，仁义莫能奖。
未尝肯问天，何事须击壤。
复笑采薇人，胡为乃长往。
田舍有老翁，垂白衡门里。
有时农事闲，斗酒呼邻里。
喧聒茅檐下，或坐或复起。
短褐不为薄，园葵固足美。
动则长子孙，不曾向城市。
五帝与三王，古来称天子。
干戈将揖让，毕竟何者是。
得意苟为乐，野田安足鄙。
且当放怀去，行行没余齿。
日夕见太行，沉吟未能去。
问君何以然，世网婴我故。
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
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
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
孙登长啸台，松竹有遗处。
相去讵几许，故人在中路。
爱染日已薄，禅寂日已固。
忽乎吾将行，宁俟岁云暮。
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
自从弃官来，家贫不能有。
九月九日时，菊花空满手。
中心窃自思，傥有人送否。
白衣携壶觞，果来遗老叟。
且喜得斟酌，安问升与斗。
奋衣野田中，今日嗟无负。
兀傲迷东西，蓑笠不能守。
倾倒强行行，酣歌归五柳。
生事不曾问，肯愧家中妇。
赵女弹箜篌，复能邯郸舞。
夫婿轻薄儿，斗鸡事齐主。
黄金买歌笑，用钱不复数。
许史相经过，高门盈四牡。
客舍有儒生，昂藏出邹鲁。
读书三十年，腰间无尺组。
被服圣人教，一生自穷苦。
老来懒赋诗，惟有老相随。
宿世谬词客，前生应画师。
不能舍余习，偶被世人知。
名字本皆是，此心还不知。
六首诗，直呼其名写陶的有一首，“田舍有老翁”一诗的“老翁”为陶之形象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两首诗，前者写他的饮酒，后者写他回归田园。回归田园与饮酒是陶渊明生活里不可或缺的内容，于他的生命有特殊意义。我在拙作《陶渊明的文学世界》中写到：
倘若他不愿意做“池鱼”与“羁鸟”，想从世俗尘网中挣脱出来，获得身心的自由，就必须有自己的解脱方式。他用什么来解脱呢？一个是酒，一个是园田，另一个是诗。……酒让他忘忧，园田让他有归属感，而诗则更有意味，不仅让他的情感得以宣泄，并且融入与承载了前两者。”
田园、酒，加上诗，犹如鼎立之三足，构成“陶渊明”的符号意义。王维用诗的形式描写田园之“陶渊明”与饮酒之“陶渊明”，与上述三足恰好对应。有趣的是，陶渊明本人也有两组诗，《归园田居》、《饮酒》，从中可以看出田园与酒在他的生活与创作中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他最好的诗出自那两组诗，即《归园田居》之“少无适俗韵”、《饮酒》之“结庐在人境”。
《偶然作》与陶之关联，不局限于上述二诗。明人钟惺曾说过：
《偶然作》意言高远，从《饮酒》诸诗中出，古人难无拟义，然性习所近，渊源不远。
——《古诗归》
就写作的缘起而言，此语或与事实相符。“偶然作”，顾名思义，寄一时之兴也。陶的《饮酒》有二十首之多，为其组诗之最，限于篇幅，我在这儿不一一引述。诗人写了一个序，讲述自己的创作原因，援引如下：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其中的“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与王诗的寄一时之兴意思相仿。写作缘起的相似或许能影响诗的内容，甚至决定内容的相似。王读了陶的《饮酒》，有所感触，有所启发，有所冲动，于是模仿陶，也写一组诗（尽管只有六首），而诗的内容正是围绕陶的生活与创作展开的——此时此刻，那是他所能想到的对于前辈诗人表达敬意的最好方式。“陶潜任天真”一诗几乎浓缩了陶的《饮酒》组诗。“田舍有老翁”一诗的内容来自陶的田园诗，如“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 “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语意用词，形貌神韵，都相似。写田园诗，有那么一座高峰矗立在眼前，你不效仿它，还能效仿谁呢？《偶然作》的其余几首，抒写的也是陶渊明诗文的一贯内容：孤傲，自足，贫穷，世道艰难，忘怀得失，坚守理想——它们仿佛不是独立的文学创作，而是前人作品的注解。王维高度赞扬陶渊明的生存方式：“其性颇耽酒”——嗜酒源于天性，无可厚非；“得意苟为乐，野田安足鄙”——“得意”正是诗人回归田园的目的与收获。他欣赏陶，在为陶画像，画着画着，把自己的形象融入其中——陶的理想成了他的理想，陶的经历也是他的经历，陶的道家思想变成了他的佛教信仰。最后，他从陶之形象脱身而出，直接为自己画像，“宿世谬词客，前生应画师”，一如陶在《饮酒》诗中为读者描绘自己的酒徒形象。
陶渊明是著名的隐士。古往今来，隐士何其多也，以前有，现在有，将来仍会有。王维的《丁寓田家有赠》写了一位隐士。
君心尚栖隐，久欲傍归路。
在朝每为言，解印果成趣。
晨鸡鸣邻里，群动从所务。
农夫行饷田，闺妾起缝素。
开轩御衣服，散帙理章句。
时吟招隐诗，或制闲居赋。
新晴望郊郭，日映桑榆暮。
阴昼小苑城，微明渭川树。
揆予宅闾井，幽赏何由屡。
道存终不忘，迹异难相遇。
此时惜离别，再来芳菲度。
文人，生活于田园，便是隐士。隐士离不开田园，隐士加上田园，其意义相当于“陶渊明”。诗中的丁寓仿佛让我们见到陶的身影。如果说陶是古代的丁，那么丁是现代版的陶。诗人用陶渊明一般的笔触描写陶渊明一般的生活，不知道他写的是现实，还是往昔，抑或既有现实的成分，又有往昔的影子？
王维之于田园，仅仅是访客。那是别人的生活，前贤，抑或今人。他非常羡慕与向往那样的生活。
《渭川田家》
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
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
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
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
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
说实在话，写田园生活不是诗人之所长。如果没有陶渊明的诗在先，他大概不会写，即使写，也不能写成那般模样。纯然的陶诗风格，后人谓之“田家本色句，无一字淆杂，陶诗后少见此作”。语言、内容、形象、意义、结构、风格，都像。用的那些词，陶诗常用，置它于陶诗，几可乱真。不过，毕竟是两个时代的人，而且，生活经历也大不相同，可以乱真，不意味一般无二。陶渊明或许也能写出类似的作品。不过，细细寻味，它与陶诗仍有差异。王维不是在模仿，是在创作。那是大诗人区别于普通诗人的基本素质。它是一幅图卷，描绘淡泊宁静的乡村生活。诗人是画家，在用画家的眼睛写诗，用画笔写诗。那是他最擅长的。景物与人物交替出现，先景，后人，复景，复人——如电影的蒙太奇。景物与人物意义相关。日落，牛羊归栏，推出野老、牧童。两个人，前者实写，后者虚写，前者为主，后者为宾。“倚杖候荆扉”，人物的活动同样具有画面感。麦苗与蚕桑，包含男耕女织的内容，是乡村生活的典型意象，乡人赖以生存的标志。写到麦苗，顺势推出田夫，此谓“应运而生”。他与野老相会，一个“荷锄”，一个“倚杖”，两个画面由两个人物带到一处，重叠为一幅画。“相见语依依”，他们说些什么，不知道，诗人没交待。不过，“依依”一词透露出其中的奥秘。那是情状之描绘，两情相投，欢愉溢于言表。此外前文亦有铺垫，不然，那些画面的美，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乡村人物有何意义。此前所有的描绘，最终归入两人的话语。诗的结尾，从画面之描绘转入抒情。其中也有人物，即“羡闲逸”、“吟式微”者。何人在羡慕，应该是诗人吧。于是你明白，诗中的“野老”与“田夫”不是作者，而是他眼中之所见与诗中之意象。他们是可能存在的真实人物，也是纯粹的文学人物。诗人笔下的“野老”往往亦实亦虚。 “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鸥鹭忘机的典故让我们不得不相信那位“野老”已经披上一层文人的外衣，而不是地地道道的乡村老汉。此“野老”与彼“野老”亦或相似。《渭川田家》是一幅非常优美的乡村生活画卷。你可以把“吟式微”之诗人形象置入其中——他在欣赏一幅画，他的欣赏成为你欣赏的内容，于是，他欣赏的内容成了画中之画。
在《丁寓田家有赠》中，诗人的形象为访客，而在这首诗里，他成了看客。无论访客或看客，意义相似。两诗的主旨均在于“闲逸”二字。它属于理想，而非现实。那理想与其说来自现实，不如说来自前辈诗人，来自陶渊明。田园诗，五古形式，王维用如此方式表达自己对于陶渊明的敬意。毕竟是亲舅舅。不过，敬意归敬意，差异即此显现。相同的内容，若让陶渊明写，“野老”与“田夫”很有可能是他本人——倘若不是，也是相知相熟者。他会与他们攀谈、喝酒，相晤甚欢。
《归园田居》（其二）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 白日掩荆扉，对酒绝尘想。 时复虚里人，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桑麻日以长，我土日已广。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
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
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
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
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
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
这才是典型的陶氏田园诗，虽然有时他也会如王维一般——确切地说，应该是王维如他一般——以观者的身份描写乡村生活的悠闲与宁静，不过，更多的时候他是作为参与者融入其中，如“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在《归园田居》（其三）中，他这么说道：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诗人写自己辛勤农耕，早出晚归，身体力行。“草盛豆苗稀”的现状令他担忧，但他仍在努力，怀惴一个美好的愿望。它是田园生活的场景，也是一个画面，具有美感。在描写农耕之艰辛的同时，诗人创造了一个优美的文学人物形象。“草盛豆苗稀”或为写实，也是用典。《汉书·杨恽传》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与典故原意不同的是，尽管境况不佳，但他仍在努力。田里的收成不仅对于他的生活至关重要，而且能给他带来人生的欢乐。于是，农夫艰辛生活之写实，转为文人理想人生之追求。诗人写田园生活，写自己的生活，也亦实亦虚，既现实，又超然，看似寻常事，寻常景，却别有情怀，兼具历史文化之积淀与悠扬之诗意。
《饮酒》（其九）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
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
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
褴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
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
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
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
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其中的田父是否为真实人物值得怀疑。“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怎么看都像屈原笔下的渔父。田父劝诗人的话语，一如渔父在劝屈原。水清濯冠，水浊濯足，如此而已，何必偏执。当然，屈原之渔父可能是虚构的，也有可能真实。陶渊明笔下的田父同样如此，真实虚构，都有可能。一位真实人物，说过意思类似的话，触动诗人的神经，诗兴来了，于是，加上点什么，减去些什么，现实生活的人物变成文学的经典形象。对于陶渊明而言，田父的话让他想起屈原笔下的渔父，后者的影子落到前者身上，让前者看上去更像虚构人物。他们是文学作品的人物，出现于大诗人笔下，即便虚构，也属于文学的真实。
这首诗在陶诗里不算最好的。参照前人之作，少了独创性，人物形象有模仿的痕迹。不过，就内容而言，尽管有模仿，总是诗人心迹的流露。抒情诗，抒写个人情感与心志，只要真实，模仿又有何妨。此时此刻，他是那么想的，心思与彼时彼刻的另一个人相似，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嘛。诗人借田父的形象表达自身的人格。不管虚构还是真实，他与此类人物——我说的是真正的乡下人——交往没有隔阂是不争的事实。这在他的作品里多有表现。渔父与屈原萍水相逢，前者对后者态度冷淡，后者对前者亦然。田父与他的关系就不一般了。他们是知己，可以敞开心扉交谈，一块儿喝酒，还可以探讨人生，说错说对，都乐乐呵呵的。田父是渔父，陶渊明不是屈原。这一点不光屈原做不到，王维也做不到。
乡村生活的画面，陶渊明融入其中，亲历亲为，王维置身其外，纯粹是观者。王的田园诗与真实的田园生活隔了一层。两人都向往、追求闲适的田园生活，除此之外，陶还是一名真实的农夫。王擅长描摹山水，他的田园诗一如他的山水诗，具有画面感。把“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与“渡头灯火起，处处采菱归”、“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相比较，除了题材，很难区别它们的不同。画归画，诗归诗，若要论及描写田园生活的行家里手，非陶渊明莫属。《渭川田家》是王维诗中写得最像陶诗的一首，已经很像了，不过仍有差异。
王维擅长写山水，不是田园，更不是田园生活。倘若他的诗涉及此类内容，也是文人眼里的田园与田园生活，而非田园与田园生活的本来意义。陶、王两人诗作的不同显而易见，无论题材，还是与题材相关的风格。
《和郭主簿》（其一）
陶渊明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
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
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
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
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
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
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
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
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
《山居秋暝》
王维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陶此诗具有代表性，其中几乎包含了他描写的所有田园生活的乐趣（除与乡邻交往外）：良辰美景，家有余粮，阅读弹琴，一边喝酒，一边享受天伦之乐。“复乐”，一而再地欢乐，于是，想起远古先民淳朴自然的生活状态，诗意升华了。如前所述，陶的田园诗大多亦实亦虚，有现实，也有理想——描写现实生活的诗意，然后升华，转为个人理想的追求。我在想，诗人写完此诗，搁笔，心情是否释然，说那些先民的生活，大概不过如此吧。陶的田园诗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写文人之悠闲，另一类写农夫之艰辛，此诗属于前一类。
王诗为典型的山水诗，他的代表作。第一个“空”字，为全诗定下基调。诗的意义，可以用两个词概括，“空”、“静”。两者不可分开，套用佛学之句式，因空而静，因静而空。其中，“空”为境界，既是心灵之境界，也是世界之意义。“静”为具体描绘。“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空灵之景。“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以动衬静，前句写声音，后句写行为。它的“空”因为“静”而显现，“静”因为“空”而升华。
两首诗的区别一目了然。仅仅着眼于题材内容，与其说王承继陶，不如说与谢灵运等南朝山水诗人的关系更为直接。田园诗是田园诗，山水诗是山水诗。它们的诗意、诗旨不尽相同，尽管写的都是远离尘世的悠闲。陶追求道家理想，王的思想来自佛教，诗表现了禅的意境。两人的关系只能是舅甥，而非父子。
在唐代那一拨诗人中，与陶渊明走得最近的不是王维，而是孟浩然。“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孟用诗作表达了自己的仰慕与向往。他的经历，尤其是“白衣卿相”的身份与陶有几分相似。他也是后人推崇的盛唐山水诗的代表人物，与王维齐名。孟、王两人关系不错，有诗歌赠答，著名的有《送孟六归襄阳》、《哭孟浩然》（王维）。孟除了写山水，也写田园，不仅写，而且擅长。限于篇幅，我只选他的一首诗。
《过故人庄》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生活里的孟浩然未必如陶渊明那般真的靠种田养活自己，不过，那句“把酒话桑麻”写出了田园生活的亲切。相似的内容，在王维那儿是纯粹写景，蚕桑只是自然风光的延伸，而非村妇劳作的内容。一个人来到乡村，尽管对那儿的生活不熟悉，只要具备一定的写作才能，也能把蚕桑写得很美。若要“话桑麻”就不一样了，你必须熟悉，才有谈话的内容，才能谈得地道、欢快。交流是对等的，一个会，一个不会，是传授，不是交流。传授与交流，性质不同，情趣也不一样。孟诗深受陶诗影响，“把酒话桑麻”来自陶的“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也与陶诗相关。陶先后写过两首重阳诗，《九日闲居》、《己酉岁九月九日》。《九日闲居》有“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句。菊花是陶诗常见的意象，“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秋菊有佳色，挹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为其经典名句。相约重阳，饮酒赏菊，孟以此表达自己对于陶所追求的生活内容的向往。
虽然王、孟都受陶渊明的影响，不过，读《过故人庄》的感觉与《渭川田家》不一样。一个在享受，一个是向往。王维写了一个带有理想色彩的世外桃源，孟浩然写的是世内桃源，虽然带有理想色彩，但是没有脱离现实。很难说孰优孰劣。从画面感、美之意象而言，王胜一筹。不过，倘若仅着眼于描写田园生活，孟比王更贴近陶，尽管形式上王诗的五古与陶诗一致，而孟诗之形式则是陶从未见过的五律。语言风格也是如此。陶诗的语言特点是平淡自然。从《过故人庄》能看出，孟诗的语言比王诗平淡。沿用前面那个比喻，如果说王与陶的关系如舅甥，那么，孟与陶虽然不能说是父子关系，但是，用叔侄来形容还是可以的。在传统意义上，叔侄比舅甥更亲近。
王维之山水诗，陶渊明之田园诗，有差异，更有关联。山水与田园属于诗歌题材。题材虽然是内容，其意义仍然属于“形”的范畴，而非“神”。文学作品，形的相似与否，与作品的好坏不能划等号。文学之继承，除了形肖，还有神肖，神肖之意义高于形肖。要说继承，神肖才是真正的继承。文学除了继承，还有变化，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变化之意义高于继承。作为概念之“文学”，虽然包含一个“学”字，但是它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创造。无创造，即无文学之生成，无作品生生不已之传诵。王与陶，两人之文学关系属于神肖。王从陶处汲取养料，转化为自己独辟蹊径的创作，把后者田园诗精神移用到了自己的山水诗。
他们的作品均追求人生的悠闲。悠闲之人生从何而来，来自陶的躬耕田亩、王的宦海浮沉？显然不是。生活于尘世，束缚是难免的，名利、衣食住行，七情六欲，都是束缚。人一旦有了束缚，则谈不上悠闲。例如牙疼，虽说不是大病，但那点疼时不时刺激你，你怎能心情舒展地与人谈笑风生？！疼痛是挂碍，挂碍即束缚。当然，那并不说明生活于现实就无法享受悠闲的人生。束缚是可以摆脱的。如何摆脱，因人而异。两位诗人是如何摆脱的，这一问题引出两人作品的另一个共同点：超然。人的心态，若能超然于现实，就能摆脱现实之约束，享受悠闲之人生。悠闲与超然分不开。超然是态度，悠闲是结果。唯有超然，方能悠闲。反过来说，悠闲能检验人生是否超然。超然是态度，也是境界。肉胎凡身，仍有束缚，倘若你坦然面对，便能摆脱束缚，超然于现实。此身犹在，心已超然，如苏东坡《定风波》所云：“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对陶、王两位诗人而言，世间的束缚仍然存在，心态却已经超然。于是，陶渊明一方面早出晚归忙碌于农活，一方面吟咏“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王维一方面在朝廷做官，一方面深情款款地说，“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陶渊明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
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
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
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
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鹿柴》
王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上述两诗，无论内容、风格、篇幅、格律都不相同。陶写田园生活，非常现实；王纯粹写景，是典型的山水诗。倘若复以“超然”为视角，我们便可以找到它们的共同点——都表现了诗人超然于现实的人生态度。陶写了农耕之艰辛，写了农耕之余的逍遥诗意，并以此为转折，借古代的理想人物表明自己的人生志向。王写了一个“空”字，其中的“人语”、“返景”、“深林”、“青苔”，仿佛戏台上的一个个道具，其用途只是为了衬托“空”之境。生活于尘世，俗事繁杂，你摆脱不了各种各样的烦恼，唯有心境超然，才能在日常生活里发现与感受诗意，享受悠闲人生。人生的悠闲是自找的，不是老天给的。“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颜”，类似情景许多人经历过，但是很少有人如陶那般感受到其中的诗意，并且把它表现出来。王的“空山”晶莹剔透，迥然有别于人世——其中的“人语响”只是画外音，为了衬托它的静。我在前面说过，超然之于人生，既是态度，也是境界。两诗的内容正好与此相应：陶诗有现实感，诗人之超然体现于个人心态；王诗与世俗生活无关，“空山”仿佛透明一般，诗人之超然体现于境界，既为山水之境界，也为人生之境界。通俗地讲，陶尚依恋人间烟火，王则不食人间烟火了。
虽然两首诗的侧重点不同，一为态度，一为境界，但是它们的精神实质是相通的，都写超然，写超然于现实之上。现实为尘世，是两人想要远离的对象——一个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另一个说， “君子外簪缨，埃尘良不啻。所乐衡门中，陶然忘其贵”。超然为精神——一个说，“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另一个说，“空居法云外，观世得无生” 。尘世为实，精神为虚。他们都渴望用虚的精神战胜实的尘世。虚如何战胜实，最有用的方法也就是忘怀。俗话说，“心静自然凉”。气温没下降，只是你感觉不到热了，因为你不感到热，所以对你来说，气温下降了。尘世依然纷扰，你超脱于其上，感觉不到它的纷扰，对你来说，尘世成了净土，你仿佛生活于另外一个世界，“形迹凭化往，灵府常独闲。”把超然分为心态与境界，其实是多余的。超然之境界，只是人的心境，因此，境界也是心态。心超然了，尘世的生活就有了悠闲，如诗人所云，“偷得浮生半日闲”。诗也是虚的，抒情言志，一个用文字构成的世界。它源于尘世，又与之遥相呼应。文学是人类虚构的超然于现实之上的精神世界。于是，两诗有了双重的超然——用超然之形式表达超然之内容。
关于王维的《鹿柴》诗，我想补充几句。明人袁宏道评点此诗曰：
不见人，幽亦。闻人语则非寂灭也。景照青苔，冷淡自在。摩诘出入渊明，独辋川诸作最近，探索其趣，不拟其词，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喧中之幽也；“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幽中之喧也。如此变化，方入三昧法门。（袁宏道《新刻李袁二先生精选唐诗训解》诗之评点。）
袁宏道说的“辋川诸作”本书有专章论及，不复赘述，在这儿只作简单地提示。辋川之作，内容多为寻山访水，与陶的田园诗属于不同的题材。一个写山水，一个写田园。前者旨在写山水之空寂，后者旨在写田园之悠闲。它们的内容不一样，袁却说“摩诘出入渊明，独辋川诸作最近”，为什么呢？难道《渭川田家》不比“辋川诸作”更接近陶诗？究其原因，还是我前面说的，王与陶的关系既有承继，又有变化，承继的是精神，变化的是形态。袁宏道举了两人的诗句为例。一个写“人境”，一个写“空山”，意象不同，意义却贯通——田园之意义与山水之意义贯通。一个是“喧中之幽”，一个是“幽中之喧”，从不同的角度描写相同的意义，而且都是以有声衬无声，写出那一个“幽”。此之为反衬法，如古诗所云，“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诗经·小雅》之《采薇》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也是用的这种方法，所谓“以乐景写哀，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也”。要写人世的幽静，倘若一味写“幽”，很难写出它的真实意义。唯有如陶、王那般，用“喧”衬托。陶曰，“幽”来自“喧”，王曰，幽离不开“喧”。想想也是，我们平常感受的幽静，既与喧哗相对，也离不开喧哗。没有一点声音的幽静，是令人恐惧的死寂，不能让人赏心悦目，也不足以怡养心情。王维对“空”有很深的领悟，写“空山”，却写了那么多的内容。“幽”与“喧”的关系是如此，人类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何尝不是如此呢。
如果把中国的诗歌史视为一部长篇小说，陶渊明与王维无疑是其中两个重要的人物形象。两人的关系为舅甥。他们不同姓，长相不同，但是血脉贯通。这部小说里的陶渊明不叫陶渊明，叫“田园诗人”，王维也不叫王维，叫“山水诗人”。他们分属于两个家庭——撰写诗歌史的学者，把他们归入不同的流派。虽然分属于不同的家庭，但是从血缘上说他们同根同宗，所谓的血浓于水。文学讲究传承，也需要变化。仍然是那句话，传承的是精神，变化的是形式。古往今来，人类所有的精神追求，归纳下来，也就那么几种“范型”。就此意义而言，任何精神的东西，承继是主要的，变化是次要的。没有承继，谈何变化。变化因承继而来，承继因变化而有了新的面貌与生命力。如此现象，用河流来形容最恰当。同一条河，不同的河段有不同的风光，而流经的水是一贯的。王维得到了陶渊明的真传。面对现实，他们都很超脱，心态平和宁静。哦，不就是那么回事，没什么大不了的，天塌不下来。他们把目光从喧嚣的尘世转移到田园或者山水，从中找到悠远的诗意，找到自己的生命意义。陶之田园诗的传统，绵延至王之山水诗，成为中国文学史的又一个景观。超然，加上悠闲，成就了两位大诗人。人们常说，一笔写不出两个某字。陶与王，虽然是两个字，可以用一笔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