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差异和文气清浊范畴的提出 ——细读曹丕《典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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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为《细读》新一期特稿，推出孙绍振老师的《文体差异和文气清浊范畴的提出——细读曹丕<典论·论文>》，本文发表于细读二零一九年春夏卷，感谢孙老师授权。
孙绍振（1936-），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195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山海情》（合作)，散文集《面对陌生人》，论文集《美的结构》、《孙绍振如是说》、《文学创作论》、《孙绍振幽默文集》（三卷）、《论变异》、《幽默五十法》、《美女危险论——孙绍振幽默散文选》等。《文学创作论》获福建省10年优秀成果奖、台湾祁枫文学奖、全国写作学会一等奖，《美的结构》获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等。
文体差异和文气清浊范畴的提出
——细读曹丕《典论·论文》
孙绍振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前言：一说“细”读，吾人可能以为是美国新批评的话语，但是，我的细读，是对美国新批评的反拨。美国新批评的细读（close reading）是静止、封闭地阅读文本，完全排斥作家经历和社会历史环境。我的细读，恰恰是把文本还原到历史语境和作家特定心境中去的。另外，新批评的细读，限于文学文本，而我则坚信一切文本，不管是文学性的，还是非文学性的，作为细读之对象，是天经地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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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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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论》中之《论文》[1]，不少论者以为这是中国文学评论的开山之作。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在《中国诗论史》[2]中说：“我认为，魏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3]一文在强调了曹丕及其此文后，采用了这个观点。严格地说，这是广义的文章/文学观念，在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后来所持的审美文学观念。英语的literature，出自拉丁文literatura/litteratura，意指所有写成文字的书，在维基百科中，就是“writing formed with letters”[4]，至今英语中还含有文献的意思。无独有偶，叙利亚初中三年级《语文教科书》中这样说：
（阿拉伯）语言中“文学”的意思是邀请某人去赴宴会，稍后,意思是高贵的品德，如道德、礼貌、礼尚往来。后来又有了“教育”和以诗歌等来影响他人的意思,接下来,是“广博的文化”的含义，包括科学知识、艺术、哲学、数学、天文、化学、医学、信息、诗歌。直到现代，才有特指对情感产生影响的各类体裁的诗歌、散文、演讲、格言、寓言、小说故事、戏剧等。[5]
在欧洲，将literature归结为审美价值的“文学”是，是近三百年欧洲浪漫主义运动时期的事。纵观《典论》所及，与早期西欧与中东所持观念有不约而同之处。其名曰“论文”，所述为历史及实用文体，如奏、议，书、论，铭、诔等，与诗、赋并列，诗赋排在最后。此时尚未将审美与实用、情感与理性作基本的区分。在当时，诗赋等文学作品与政治性实用文章相比，地位并不高。曹植《与杨德祖书》[6]曰：“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论文》对文章、文体、作家心理气质、风格之特殊性等等作了大幅度的论述，文学/文章被当作一个专门论题，赋予独立地位，这在当时，是空前的。文学/文章的综合观念，为很长一个时期中国特有的观念，在中国文论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忽略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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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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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读此文，不但当以论文，亦应作文章观之。
《论文》章是曹丕所撰《典论》中之一节。《典论》全书二十篇，内容相当广泛，涉及政治、社会、道德、文化等等方面，大抵皆王业成败，驭民之术。可惜全本已佚，《自叙》为裴松之注《三国志》引录，《论文》收入《昭明文选》，得以流传后世。[7]
曹丕此书撰于为魏太子之时，两年多后曹操病故，接过权柄之当年，即为其父之不敢为，干脆以魏代汉，说明为太子之两年半时间，早已成竹在胸。《典论》之作，与文人之自我表现迥异。典，法也，常也。《周礼?天官·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郑玄注：“典，常也，经也，法也。”[8]有人认为，曹丕此文的主旨就在“端正天下之论”。此言得之。作为太子，酝酿着建构思想上的正统，积累权威，显示权位不仅凭着世袭，而且来自自身文治武功全才。《自叙》和《论文》分论文武，当为全书之纲领，其得以流传千载，而其余部分基本散失，实非偶然。在《自叙》中，夸耀自己有武功：“夫文武之道，各随时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 ，是以少好弓马，于今不衰，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又学击剑，阅师多矣。”甚至具体写到和一个著名人物搏击轻松取胜的故事。又说自己不但有武功，而且有过人的文化修养：“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所著书论诗赋，凡六十篇。”[9]这一切都在彰显自己非凡才能，为未来接班、取汉立魏作精神和舆论上的准备。
《自叙》重在武功，而《论文》则重在文学/文章。而“论文”之所以突出，盖因曹丕得太子之位，曲折起伏。曹操长子为曹昂，曹丕次之，按立嫡以长惯例，他不能流露任何非分之想，幸运的是，曹昂死于征张绣之役。按长幼顺序，继承大位，非丕莫属。但曹操更属意于比他小九岁的曹冲，曾经公开说过要传位于冲，然冲夭亡。按年龄顺序，他长于曹植，具有天然优势。从文学、文章的才智来说，曹丕逊于曹植，南朝宋的谢灵运有“天下有才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之说。曹操一度欲立曹植为太子。但是，曹植过多文人习气，恃才傲物，不顾细行，缺乏政治家的沉稳内敛。争嫡凶险，持续多年。曹丕信用谋士，矫情内饰，临变制机，棋高一着，终于获得曹操信任。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三十岁的曹丕正式立为太子，其时，曹操已经年迈体衰。曹丕军政事务繁忙，对外，于东吴、蜀汉，军事政治上虽有优势，还未能达到压倒性；对内，组织上，用自己的核心班底，君临各派群臣。在武功上亦有自信。至于“文”，虽然自己也颇有大志，在《与王朗书》中，说到立德之外，莫如“著篇籍”“可以不朽”，“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并百余篇”[10]，而且大权在握，但是，与曹植比，有驱遣不去的心理阴影。
作为未来的君王，在“文武”两个方面必须拥有高度权威，不能让任何人有挑战的余地。故《典论·论文》针对曹植《与杨德祖书》。何焯《义门读书记》谓“曹子建‘与杨德祖书’气焰殊非阿兄敢望”[11]，曹植于文坛有如此声望，是曹丕所不甘忍受的。但是，为文运思不能尽情直遂，乃取由远渐近，由泛论至直面之法。
《典论·论文》开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此言，高度概括，具有格言性质，至今脍炙人口。表面上泛论古今，但是，绵里藏针。具体行文，针对曹植。
其时曹植二十五岁，封临淄侯，在给亲信杨德祖的信中，先说自己“好为文章”二十五年。说的是“为文章”，不是一般的阅读，明显夸张，连婴孩时期都算进去了。其次，说当时著名才智之士，汉南独步的王粲，鹰扬于河朔的孔融，擅名于青土的徐幹，文采飞扬于海边的刘桢，同在魏地的应玚，“吾王”（应该是曹操）皆广为罗致，但是，这些人物都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陈琳虽有才，然不长于辞赋，还自比于司马相如，简直是“譬画虎不成，反为狗”。显而易见，曹植极端自负，建安七子中之五子，外加上王粲，都一笔抹杀，刻薄到用“狗”来形容，就连自己的亲信杨德祖，就是那个在《三国演义》中因为露才扬己，不知韬光养晦而招杀身之祸的杨修，也不能幸免。还洋洋自得地说自己不能称赞人物，原因是“畏后世之嗤余”。这样的人，作为作家，好“讥弹”文章，是正直的，但是，作为诸侯，敏于见人之短，不能用人之长，乃是大忌。曹操在人才政策上难得的不拘一格，在《求贤令》中说，即使“盗嫂授金”，只要有才能，就可重用，但是，在唐太宗看来，在用人之长上，还是有所欠缺，在祭魏主庙题词时，批评其“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曹植傲慢到这种地步，无疑于自我孤立，哪里还会谈得上有什么亲信、死士？与曹丕争夺，失败是必然的。
曹丕批判文人相轻之习。对于这个论点，曹丕提出的论据是：
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
这个例子，举得很含蓄而周密，一是，不像曹植举当代人为例，而举前一百多年前的人物；二是，这个人物是《汉书》的作者，具有历史的权威性；三是，举历史人物，合于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并非当代特别现象。四是，明明针对曹植，却绝未点及曹植之名。泛泛而论文人相轻的普遍性，既是行文的技巧，也是客观形势所迫，他不得不藏锋。毕竟在台面上，他只是太子，曹植列侯，还是兄弟，行文含而不露，机锋引而不发。
而要证明历史性普遍性，例不胜举，曹丕改从逻辑因果上展开。分析文人相轻的原因在于，第一，“人善于自见”，总是容易感到、表现自己的长处。沿着因果逻辑发展，于是有了第二，造成善于自见原因是“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文体不同，规律不同，个人很难样样精通。这里暗暗针对曹植批评孔融文章虽好，辞赋却不行。第三，进一步概括，“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是以”，仍然是因果逻辑。第四，用“里语”将之感性化：“家有敝帚，享之千金”，这是直接针对曹植的“画虎不成反类狗也”；第五，“不自见之患也”，不自见的原因引出相轻的结果。因果逻辑，层层递进。
逻辑层次紧密，又有“里语”相辅，论述已经相当饱满。再推理下去，就可能真变成泛论，离开为文之题旨。回到当下，把曹植的例证拿来一一分析。曹植说那些文士，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而曹丕则说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这些人，“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不但齐足并驰，更重要的是，“以此相服”。这里比曹植所举的文士更多，学识、文化水准极高（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反驳完了，接着是从正面说：
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
对兄弟妒忌心很重，行为上心狠手辣的曹丕，在理论上驳完以后，拿出兄长的姿态，作正面开导，两个层次：第一要“审己以度人”，才是君子；第二，这不但是阅人之道，而且是自我解脱之道（免于斯累）。指出了错误，提供了改正的方向，应该说，提高了境界，至少在字面上，不愧太子风范。
如果文章仅仅是为了批判曹植，写到这里，主题就完成了。
但是，作为太子，他的立意还要深一些，因果逻辑还要深入下去。
文人自重而轻人的心理，自古而然，原因是什么呢？“文非一体，鲜能备善”，作家个性的有限和文体的多元之间的矛盾，这一点他就着曹植的例子，从反面正面作具体分析。王粲长于辞赋，句法排比文采华赡，而徐幹则“时有齐气”，偶尔带有齐国文气舒缓的不足。(《文选》李善注：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幹亦有斯累。）可总的来说，水平不相上下，他们的成就，在权威作家汉之张衡、蔡邕之上。但是，其他体裁的作品，就不在一个水平上了。
行文到这里，顺便带了一下因为不善于辞赋，被曹植贬之为“画虎不成反类狗”的陈琳，说他和阮瑀在“章、表、书、记”等类文体上，在当时是最为杰出的（“今之隽也”）。以下讲到应玚和而不壮，而刘桢虽然壮了，但是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之处，但是，“理不胜辞”，杂以嘲戏，固然不佳，但是，就其所长而言，可与汉代司马相如、扬雄相比。所列举的作家皆所长与所短相互交融，因为文体不同，没有绝对优越者。均一分为二，各有所长，亦有所不足。写到这里，把邺下文人群体中的王粲、陈琳、阮瑀、徐干、刘桢、应玚等等所有高水平的文士都举遍了，但是，独独缺了一个更高水平的曹植。文章针对曹植，可又回避点到曹植，恰恰流露出曹丕用心之苦，也是运思之妙。
事实上，曹丕作为太子，先后为五官中郎将、丞相副，为了团结文士，曾经“开馆延士”。应玚在《公宴》诗中这样描写：
巍巍主人德，佳会被四方。
开馆延群士，置酒于斯堂。
辩论释郁结，援笔写文章。
曹丕以政治权力“开馆延群士”，邺下文士群体有了稳定的组织形态，主人曹丕，隆重邀宴，援笔为文，更难得的是平等“辩论”。关系似乎超出了等级，友好到打成一片。第二年，曹丕在《与吴质书》中回忆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虽然如此，谁都明白，他就是邺下文人集团的大家长。他的政治地位和未来的目标，使得他不能不提高自己的精神高度，高瞻远瞩，对馆中名士，全面认识。难能可贵的是，还有朋友式的深厚的情感。《与吴质书》写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8年，他接太子位的第二年。当时徐、陈、应、刘，一下子都逝世了，他在文中很动情的地说“痛可言哉！”从这一点看，他似乎放下了有权则威的优越感，更多的是文人之间互动的友情。这一点正是作为领袖人物的曹丕重胸怀和作为文人的曹植重个性的区别。
正因为感情相当深厚，故不可能像曹植那样片面、刻薄。然富于感情，却并不妨碍他对馆中文士作具体分析，虽系列举性质，但大体系统，且富于理性。其深邃得力于逻辑层次不断深化。第一，发展一下前面心理上的普遍规律，“不自见之患”更深层的原因，乃是“贵远贱近”，抬高前人，贬低今人，具体来说，就是光看前人名声，而违背实际（“向声背实”）。第二，又推出新的逻辑因果：一味贬低同时的今人，就看不到自己的不足，觉得自己了不起（谓己为贤）。
这一段的功能是：第一，揭示文人相轻不仅是心理原因；第二，指出造成这种心理的原因是文体不同，作家鲜能全盘把握。所有这一切，旨在批评曹植，但是，其价值远远超出了兄弟之间的恩怨，在中国文论史上，第一次把文章/文学的体裁，也就是形式范畴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完全不提及内容。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总结出来的“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全在视野之外。这表现中国古典文章/文学批评，和西方的古典文论的内容决定形式之论，大异其趣。虽然，此时，在曹丕笔下，实用性质的文章和诗还没有区别开来，处在“文”这样一个总体的范畴之中。但是，对文章的形式的重视，已经相当深刻，特别是对文章的亚形式（文体）表现出精细的分析，提出了体裁不同、规律不同这只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则是文体之间的区别又是具有统一性的。这也是中国古典文论的突出特点：
文本同而末異。
文章规律相通是根本的，文体的种种差异则是次要的。同和异是对立而又统一的。曹丕将当时文体作这样的分析：“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就其特点将八类形式归纳为“雅”“理”“实”“丽”四体。
从纯粹理论上来说，这是有相当高度的。关键词有两个，一是“文”，一是“气”。
“文”，这是当时中国文学/文章根本性的范畴。这个范畴不像西方理论那样有一个尽可能严密的定义。因而，很容易望文生义，以为就是散文，其实不然。观其外延包含的不仅仅有奏议、书论、铭诔，还有诗赋。“文”的内涵，实际上包括实用散文与诗，“文本同”，就是散文和诗的一致性是根本的。“末异”，诗和种种实用文在形式上有不可忽略的差异，又是很难全部把握的。
这个结合着散文与诗的“文”的范畴很具中国文论的特点，与西方文论的区别是很值得重视的。古希腊早就确立了史诗、戏剧和抒情诗三个部分，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中，实际上是戏剧（悲剧和喜剧），史诗（epic）其实不是诗，而是叙事性的传说和神话，还有就是抒情诗。根本没有散文的观念，有的只是演讲（修辞）。至今西方百科全书中，没有“散文”的词条，散文不是一种文体，而是种种文体的表现手法。[12]
在中国，散文在理论上虽然比诗、赋更重要，曹丕和曹植不约而同地把诗赋放在实用文体之下。此后，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其实，所涵盖的仍然以文章为主，兼论及诗赋。虽然如此，诗早在《诗经》时代就有了诗言志的独立名分，而散文作为与诗相对的独立文体，在理论上明确化，要等到唐朝韩愈提出“文以明道”，宋代周敦颐《通书·文辞》中才完成了“文所以载道也”的命题，诗言志、文载道并列才有了大体的共识。至于从字面上“散文”之说，则在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二》中说：“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13]在理论上明确以前，只能凭着直觉在黑暗中摸索，就是很有成就的理论家罗大经，也只能作感性的表述：
杨东山尝谓余曰：“文章各有体，欧阳公所以为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温纯雅正，蔼然为仁人之言，粹然为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体故也。如作诗，便几及李、杜。作碑铭记序，便不减韩退之。作《五代史记》，便与司马子长并驾。作四六，便一洗昆体，圆活有理致。作《诗本义》，便能发明毛、郑之所未到。作奏议，便庶几陆宣公。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花间集》。盖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东坡，然其诗如武库矛戟，已不无利钝。且未尝作史，藉令作史，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欧公也。曾子固之古雅，苏老泉之雄健，固亦文章之杰，然皆不能作诗。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渡江以来，汪、孙、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诗，其碑铭等文亦只是词科程文手段，终乏古意。近时真景元亦然，但长于作奏疏。魏华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记，虽雄丽典实，大概似一篇好策耳。”[14]
从曹丕提出文体多样的问题，到罗大经，摸索了几百年，只是在感性上更加丰富，在理论居然没有根本的突破。
所谓诗言志、文载道，对于诗与散文的区别基本上还停留在内容上，诗与散文在艺术上间不容发的差异在直觉上可以意会，可要上升为理论，是要有天才的，历史还要等两三百年，终于才有了进展。吴乔（1611～1695）在《答万季野诗问》中对诗歌与散文的矛盾进行分析。
又问：“诗与文之辨”答曰：“二者意岂有异唯是体制辞语不同耳。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形质尽变；噉饭则饱，可以养生，可以尽年, 为人事之正道；饮酒则醉，忧者以乐,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15]
吴乔天才地对诗与散文在艺术上的区别的发现，在当时世界上是领先的，过了一百多年英国的雪莱（1792－1822）才在《为诗一辩》中说，“诗使它触及的一切变形”，他说的仅仅是“变形”，而吴乔说的是“形质尽变”。可惜的是，国人对于这样的重大理论遗产，并没有足够珍惜，一旦从俄国传来了斯克洛夫斯基的所谓“陌生化”（остранение），认为文学的魅力完全来自于语词的“陌生化”，这完全取消了内容和形式范畴。即使斯克洛夫斯基看到绝对强调陌生化，导致流派更迭过速，产生了先锋派文学中的各种文字游戏，甚至是垃圾，他也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反复强调说：“放弃艺术中的情结，或是艺术中的思想意识，我们也就放弃了对形式的认识，放弃了认识的目的，放弃了通过感受去触摸世界的途径。”[16]“艺术的静止性，它的独立自主性，是我，维克多?史克洛夫斯基的错误。”[17]“我曾说过，艺术是超于情绪之外的，艺术中没有爱，艺术是纯形式，这是错误的。”[18]非常可悲的是，国人却完全不顾先人几百年的探索成就，就没头没脑地追随人家已经放弃了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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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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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对这个综合性的“文”的范畴，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命题：“文以气为主”，不管是文还是诗，都取决于作家的“气”。
“气”在中国古典哲学和文章学中，是很现成的，曹丕对之加以更深入的分析。
他显然感到现成的“浩然之气”，“一鼓作气”，内涵皆是阳刚性质的，用来说明复杂丰富的作家的精神世界是不够的，他进行了分析：“气之清浊有体。”也就是说，气质不仅单纯是阳刚的，至大至刚的，与之相对的还有清逸的、浑厚的。这种气质是在生命历练过程中形成一种“体”，也就相对固定的精神气质，不是有意构成的，而是自然积淀的，一旦形成，就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虽然是父兄，也是不可重复的。如果我们把“父”理解为曹操，“兄”理解为曹丕，则无疑“子弟”则为曹植。这也许是曹丕潜意识中的优越感不经意的流露。
“以气为主”把作家的精神气质、个性的独特性，放在了文章/文学成败的第一位，其性质是表现论，应该是为中国文学/文章批评又一特点。
但是，不能不说“气”作为理论核心范畴（请原谅，我在这里，不用“话语”这个流行词语），作为逻辑起点是有所不足的。“气”的范畴，萌于孟子辩论时所说的“浩然之气”：“公孙丑问曰：‘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孟子老老实实地说，没有办法下内涵定义。只能从外延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这个“气”，一方面高度抽象带着形而上学的意味，至大至刚，与道、义相配，充塞于天地之间，是超验的，千年来，国人还没有能够为之下定义。另一方面又是人的精神、体貌形而下的载体，孟子的“浩然之气”和曹刿的“一鼓作气”，乃至项羽的“力拔山兮气盖世”，都是属于精神气质的。这个“气”在理论上很抽象，五官不可感知，可在具体语境中又很具感性的经验性：如作为词首——气质、气节、气派、气势、气魄、气燄、气色、气度；又如作为词尾——元气、志气、和气、脾气、傲气、仙气、阳气、剑气、爽气、丧气、秀气、晦气、节气、义气、才气。存在于成语之中，则有大气磅礴，血气方刚，中气十足。作为动词，有三气周瑜；作为名词，有紫气东来，等等。这里有先天的气质，也有后天的修养，有外在的感性，也有内在的情志，皆为长期蕴藏积淀于心的“精气神”，其内涵异常丰厚，统而言之，不可抽象为界定，分而言之，可以准确意会，无误地运用，在具体的上下文中，极具活跃的生命，正是因为这样，“气”才成为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核心话语之一，成为衡量作品和作家的准则。
以“气”的范畴为纲领，对后世产生了曹丕始料未及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曰：“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把志气作为精“神”统帅的“关键”，然后才能有适当的词语表现外物的感受。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歌咏。”把主体精神范畴的“气”的运动，当作客体物之感人的根源。这样就把表现论更加一元化了。此后还有“盛唐气象”之说。文以气为主，后来就与“文以载道”构成对立而统一的话语，影响了中国文学，乃至艺术批评千余年，王夫之说：“盖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19]曾国藩主张为文当先“养气”而后“行气”，“有气则有势，有情则有韵”[20]。这种主观精神的表现论，和古希腊不管是柏拉图的模仿理念，还是亚里斯多德的模仿自然说是遥遥相对的。
本来，曹丕申述他的文章/文学理念，在邺下文士（曹植也在内）之间，“辩论释郁结”，意见纷纭，在他君临下，显示他的雍容大度。但是，对于政敌曹植的不同意见，则绝不掉以轻心。本来辞赋小道，壮夫不为，已经与他在《与吴质书》中羡慕徐幹的《中书》（ “成一家之言”，“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 ）所论不一，如果曹植仅仅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壮夫不为”，曹丕可能视而不见，但是，他居然说“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这就是说，文章辞赋不足以“彰示来世”，只有政治上的建树，才能“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这简直是野心勃勃。太子之位虽然坐稳了，有了正统的合法性，但是，毕竟还没有继承大位，对这个竞争对手，不能不有所忌惮。在曹丕看来，不能麻痹大意。故用语毫不含糊。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这种直接反驳是有层次的。第一，文章不是“小道”，而是“大业”；第二，不是政治上有所作为，才能永世不朽；第三，文章本身就是“不朽之盛事”；第四，人的寿命荣乐是有限的，只有文章是“无穷”的。
反调唱足了，缓和下来，拿出做兄长的气度，改用劝慰语气，不要去空想政治上有宏大建树，留千载之名了。引古喻今，古人不管是处于逆境，如西伯幽而演易，还是处顺境，如周旦显而制礼，都发奋著作，名扬后世。生命苦短，岁月不居，体貌日衰（其实曹植才二十五岁），文章就是“不朽之盛事”，不抓紧宝贵时间，就是白白浪费生命，“斯志士之大痛也”，这是有志之士，也包括为兄的，为你感到的最大的痛苦。
文章写在为太子时，宫廷夺嫡已经过了你死我活的阶段，但是，太子权力还有限，故文章虽步步相逼，但是张驰有度，严厉处，迹近驳斥，温和处，循循善诱，显得游刃有余，始终没有直接点到曹植的名，这就是引而不发。多多少少带着与人为善的风度。
但是，即位以后，情况就所不同，他的妒忌不但在曹植，而且对于所有能耐稍强者均怀戒心，甚至杀心。《世说新语·尤悔第三十三》载：在武功方面，曹丕妒其弟任城王“骁壮”。在卞太后阁共围棋，在其食枣中下毒，太后索水抢救，他事先令左右毁破瓶罐。他对曹植“又复欲害”，为其母看穿，警告说：“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曹植才保住了一条命。[21]
《典论·论文》虽然字里行间隐含着宫廷之权力争斗的凶险，但是，其理论价值却超越了当时的狭隘意旨，主要是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文”的纲领，代表着文学/文章理论的突破 。在这以前，只有汉人之《诗大序》，班固《离骚序》，王逸《楚辞章句序》，皆为一体、一文、一书为论。而曹丕之“文论”，则为文章/文学之总论。这在中国文章/文学史上是空前的。文章从宏观上提出文章/文学对政治具有独立价值，甚至具有超越时代的、不朽的价值。文章还提出了文体形式的不同规范，强调其间有不容发的差异，这种差异纷纭，个人难以全部把握。对形式如此强调，不但和中国的原道、宗经，而且和西方的内容决定形式相比，都是独具一格的。《论文》最重要的是提出文“气”的范畴，人的精神气质清、浊的差异，决定文章的风格，等等，可以说，奠定了中国文论表现论的基础。《典论·论文》开创了中国文章/文学评论的崭新阶段，将之定位为中国“文学自觉”的发端，从历史发展观之，应该是有道理的。
　
　 2019年1月26日，2月14日改定
注释：
[1]曹丕：《典论·论文》，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五十二，《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上海涵芬楼1919年影印。
[2]本书于1925年由日本京都弘文堂书房刊行。（日）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许总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7页。
[3]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三卷《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6页。
[4]维基百科Literature 条：Literature, in its broadest sense, is any written work; etymologically the term derives from Latin literatura/litteratura “writing formed with letters”, although some definitions include spoken or sung texts. More restrictively, it is writing that possesses literary merit, and language that foregrounds literariness, as opposed to ordinary language.
[5]洪宗礼等主编：《母语教材研究》第七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657页。
[6]曹植：《与杨德祖书》，《曹子建集》卷九，《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上海涵芬楼1919年影印本。
[7]其他篇目，后人如明人张溥、清人严可均等从历代各种典籍注文和类书中加以辑录，内容不太完整，四库全书《魏文帝集》收入《周成汉昭论》《汉文帝论》《汉武帝论》《交友论》，是否属于《典论》，学者颇有争议。
[8]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7页。
[9]《文帝自叙》，《三国志文类》卷五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10]《文帝与王朗书》，《三国志文类》卷四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11]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57页。
[12]在大英百科全书（ Encyclop?dia Britannica 2007 ）的Ultimate Reference Suite 中没有单列PROSE条目，只有关于PROSE的分列说明，例如：alliterative prose 押头韵的散文prose poem散文诗，nonfictional prose非小说类/非虚构写实散文，heroic prose，史诗散文polyphonic prose自由韵律散文。而另一种百科全书Wikepedia:中的美文（ belles lettres ）则说，这是来自于法语的词语，意思是”beautiful” or “fine” writing. 它包括了所有的文学性质的作品：小说　诗歌、戏剧或者是随笔，其性质取决于语文的运用上审美的和原创，而不是其信息和道德的内涵。在另一本百科全书（The Nuttall Encyclopedia）, 则认为这是用来描述不管形式和内容，只属于艺术领域的文学，不但包括诗歌、小说、戏剧，甚至还包括文学批评。而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 Encyclop?dia Britannica Eleventh Edition ）更加强调的是诗歌、传奇等艺术的想象的文学形式，而不包括那种比较呆板的亦步亦趋的文学批评，但包括了演说、书信，讽刺的、幽默的文章随笔集子。essays, 在牛津词典第2版中，（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nd Edition) ）指的是比较小型的文学作品。
[13]罗大经：《鹤林玉露》，孙雪宵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4页。
[14]罗大经：《鹤林玉露》，孙雪宵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3页。
[15]王夫之等撰：《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页。类似的意思在吴乔的《围炉诗话》卷二中有更为详尽的说明。
[16]什克洛夫斯基：《弓弦·论似中之不似》，莫斯科，1970年，第12页。中文译文请参阅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之序言，刘宗次译，天津：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
[17]什克洛夫斯基：《维·什克洛夫斯基文选》两卷集，第1卷，莫斯科《ХУДОЖЕС ТВЕННΑЯ　ЛИТЕРΑТУРΑ》，1983年，第3页 。
[18]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莫斯科《ИЗДАТЕЛЬСТВО·＜ФЕД ЕРАЦЯ＞》1929年，第73页。
[19]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孟子》，《船山全书》第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1111页。
[20]曾国藩：《谕纪泽纪鸿》，唐明浩编《曾国藩家书》，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267页。
[21]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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